记忆和遗忘（作者序）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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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生们，来自大萨波特兰。这镇子很大，因此一百年前人们把它改名为古茨曼城。不过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还是喜欢管它叫萨波特兰。我们的镇子位于一个种满玉米的山谷中，这里群山环绕，除了宜人的气候、湛蓝的天空和那一池如同浅梦般涨涨落落的湖水外，再无其他矫饰。五月到十二月是玉米生长的季节，那时候玉米田里的玉米总会齐头并进。有时我们也会把镇子叫做奥罗兹科[1]的萨波特兰，因为这里是画风彪悍的何塞·克莱门特的出生地。作为他的老乡，我总有种出生在火山脚下的感觉。关于火山，除了这位画家，从山志学上来说，我们镇子里还有两座高峰。那座名为科利马的内华多的火山，虽然准确地说，它其实已经到了哈利斯科的土地上；它是座死火山，冬季的冰雪是它的装饰。而另一座却是活火山。1912年它曾爆发过一次，那时火山灰布满了整个镇子。回忆起那段庞贝末日般的经历，镇子里的长者们至今仍心有余悸：黑夜被照得亮如白昼，大家都以为是到了最终审判的时刻。话题扯得有些远了。其实就在去年，我们还被涌出的熔岩吓得够呛，当时火山冒着烟，不断发出咆哮。一些地质学家被这一现象吸引，因此便来拜访我们。他们给我们测了体温和脉搏，我们则请他们喝了石榴甜酒。地质学家们试图用科学的解释安抚我们的情绪：我们枕头底下的这颗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或许是晚上，或许是接下来的一万年中的任何一天。
我们家总共有十四个孩子，我是老四。感谢上苍，我的父母至今健在。正如诸位所见，我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众多阿雷奥拉[2]和苏尼加[3]的声音一直在我脑海中聒噪地进行着到底是否要信教这一由来已久的家庭争吵。追溯到非常久远的过去，这两个家族似乎都来自巴斯克地区。后来，当两个家族的人在机缘巧合下相遇，他们结合的产物身上却和谐地流淌着成就了墨西哥的血液和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修女的血液。有一些家族轶事我还是不讲为好，因为我们家姓氏与《圣经》有关，藏匿于西班牙犹太人后裔之中。没人知道唐·胡安·阿巴德，我的曾祖父，给自己换上阿雷奥拉这个姓是不是为了抹掉最后一丝犹太人皈依天主教的印记（阿巴德这个名字源自abba，在阿拉米谣[4]里的意思是父亲）。大家别担心，在这里我并不会把我们的家谱公之于众，也不会向上追溯我的祖先是谁，我是如何继承《熙德之歌》的抄写员的平民血统的，更不会解释托雷·德·克维多的虚名如何得来。我惜字如金，说每一句话时都抱着庄重的态度。从最近的关系来说，我来自两个古老的家族：我母亲的铁匠家族和我父亲的木匠家族。我兼具这两个家族的特点，我舞文弄墨的热情也是由此而来。
我生于1918年福音书作者圣马太和圣女伊菲革涅亚[5]的诞生日，适逢西班牙流感盛行。我在一群鸡仔、野猪、山羊、火鸡、母牛、驴子和马中间降生。在我第一次站起来走路时，一只从栅栏里跑出的黑色羔羊跟在了我身后。这一事件造成了困扰我一生的痛苦；具体来说，它是我患家族性神经机能病的先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的病症并没有发展成癫痫或是神经错乱。那只倒霉的黑色羔羊至今仍跟着我，搞得我的步伐就像是被神话中的野兽追逐的史前穴居人一样颤个不停。
和其他孩子一样，我也曾上过学。不过，因为一些令我难以启齿的正当缘由，我辍学了：我在孩童时期正巧赶上了省里的反对取缔教会的革命。镇子里的教堂和教会学校都关闭了，作为牧师和躲藏起来的修女们的侄子，我不能进入被异教徒控制的官方学校上学。我的父亲总能绝处逢生。面对当时的状况，他并没有将我送去地下学校或是政府学校学习，而是直接让我参加了工作。如此一来，我在十二岁时就作为学徒进入了何塞·玛利亚·席尔瓦先生的作坊，他是个装订专家。后来，我又去了谢帕·古铁雷斯的印刷所工作。在那里，我对书籍这种载体的热爱开始萌芽。我对于文字的爱则早在我上小学时就已经产生，那源自一位我十分敬重的老师——何塞·埃尔内斯特·阿塞韦斯——的作品：他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商人、小企业家和农民外，还有诗人。在这里我得说明一下：我那无所不能的父亲曾建议何塞老师经商、开企业、种地（全是小打小闹），但他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有着诗人的灵魂。
我是自学成才，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十二岁时就在大萨波特兰拜读了五十余位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中包括波德莱尔、沃尔特·惠特曼以及我所属流派的主要奠基人——帕皮尼[6]和马塞尔·施沃布[7]。我总听音乐，还有那些俗语；我很喜欢乡下人之间的对话。
自1930年至今，我从事过二十余种不同的职业和职务。我做过流动小商贩、记者、搬运工、银行收款人、印刷工人、喜剧演员、面包师……您尽可以充分发挥想象。
这里要是不提一下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男人就太说不过去了。路易斯·乔维特在瓜达拉哈拉时与我相识，并在二十五年前把我带到了巴黎。那次的旅行就如同再也无法重现的浮生一梦；我站上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在让·路易斯·巴劳特[8]的指导下，我与玛丽·贝尔[9]同台，扮演了《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中战船上一个赤身裸体的奴隶。
待我从法国回来后，经济文化基金会为我提供了一个技术处的职位。这还要多亏安东尼奥·阿拉托雷从中斡旋——他让我佯装语言和语法学家。在校对了三年印刷校样、译文以及原文后，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作家（《种种虚构》，1949年收录于丛书《特松特雷》之中）。
再做最后一点有些忧伤的坦白。我并没有充足的时间研习文学，可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爱着它。我爱语言超过爱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并对那些通过语言文字展现其灵魂的人心怀崇敬，不论是以赛亚，还是弗兰兹·卡夫卡。我对所有当代文学持怀疑态度。我生活在经典和美好的庇护下，它们守护着我的作家梦；可与此同时，我也生活在将要创造新的墨西哥文学的年轻人中间：他们的身上承载着我未竟的事业。为了帮他们成就伟业，我日复一日地向他们讲述着我在为数不多的时间里（这时候我的嘴巴似乎是被另一人所控制）学到的东西，以及在片刻间通过那燃烧的荆棘[10]所听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