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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范妮娅在罗夫诺有个男朋友，名叫塔尔拉或者塔尔洛，是个深沉而多愁善感的学生。他们有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联合会，其中包括你妈妈、塔尔洛、我姐姐哈娅、伊斯塔卡·本·梅厄、范妮娅·魏茨曼，也许也包括范妮娅·松达尔，后改名叫作莉·巴—萨姆哈的莉莉亚·卡利什，还有各种其他的人。哈娅在去布拉格之前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领袖。他们坐在那里讨论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如何在以色列圣地生活，如何在那里工作，恢复艺术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那里同罗夫诺保持联系。其他姑娘们离开罗夫诺，或到布拉格读书，或移居到了圣地后，塔尔洛开始追求我。他每天晚上会在波兰军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身穿绿裙子，头戴白发带走出来，我们一起沿着大街行走——那条大街已经被命名为毕苏斯基大街——漫步在宫殿花园、格拉夫尼公园，有时我们一起走向奥斯提亚河和古老的居民区，漫步在矗立着犹太大会堂和天主教大教堂的塞塔迪尔区。我们只是说说话。顶多拉两次手。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因为你们这代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你甚至可以嘲笑我们。我们有种可怕的贞节观。我们被埋藏在耻辱与恐惧的深渊之下。
塔尔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难为情：要是他碰巧说出“女人”或者“喂奶”或者“裙子”，甚至“大腿”，脸都要红到耳根，像是出了血，他会开始道歉，结结巴巴。他没完没了地跟我谈论科学和技术，谈论它们是造福于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会热情地谈论对未来的憧憬，没有贫穷，没有犯罪，没有疾病，甚至没有死亡。他有点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乎无济于事，斯大林在1941年到来之际，不由分说便把他带走，从此他便消失了。
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尚来得及移居到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人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不，我不想故地重游，干吗去呢？从那里开始重新思念不再存在、只存在我们青年人梦想中的以色列土地？是为了伤心？我要是想伤心的话，用不着离开维塞里大街，甚至待在家里就行。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我在的里雅斯特登上一艘罗马尼亚货船，货船名叫“康斯坦塔”，我记得尽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也不想吃猪肉……不是因为上帝，毕竟是上帝创造了猪，不讨厌它，他们杀小猪时，小猪吱吱大叫，用遭受折磨的小孩的声音祈求，上帝看到并听到咕哝声，像怜悯人一样怜悯受罪的小猪。他对小猪的怜悯，与对遵守戒律终生崇拜他的拉比们和哈西德教徒的怜悯一模一样。
因此不是因为上帝，只是因为在去以色列土地的路上，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大吃大嚼熏猪肉、腌猪肉、猪肉香肠，显得不合时宜。于是我便吃很棒的白面包，面包那样精致，营养丰富。夜里我睡在甲板下面三等舱的寝室里，旁边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希腊姑娘，小孩顶多三个星期大。晚上我们二人经常把孩子放在床单里摇，这样她便止住哭声睡着了。我们谁也不和谁说话，因为我们没有一门通用的语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这个姑娘依依惜别。
我甚至记得在那一刻，我的脑际迅速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我为什么非要去以色列土地？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吗？可是那个希腊姑娘，也许连什么是犹太人都不知道，比整个犹太民族跟我更加亲近。这个犹太民族那一刻在我眼里像汗津津的庞然大物，正在引诱我走进它的腹中，这样就可以用它的消化液把我整个吞吃。我对自己说，索妮娅，这是你真正需要的吗？真奇怪，在罗夫诺，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恐惧，害怕自己被犹太人的消化液吞噬。我到这里之后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在那时，在回以色列的船上的那一瞬间，希腊婴儿已经在我的腿上睡熟，透过衣服我可以感受到她，那一刻仿佛她真的是我肉中之肉，纵然她不是犹太人，纵然有敌视犹太人的暴君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注。
一天清早，我甚至可以确切告诉你某日某时……在1938年12月28日，1938年即将结束的前三天，哈努卡节刚过，那天天气晴朗，几乎看不到一丝云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暖暖和和地穿好衣服，一件毛衣，一件短大衣，我走上甲板，看着前面灰蒙蒙的云际。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只看见几只海鸥。突然，冬日从云际后面喷薄而出，云际下是特拉维夫，一排排的建筑群，粉刷得雪白的房子，不像波兰或乌克兰村庄小镇，不像罗夫诺、华沙或者的里雅斯特，但是像塔勒布特教室里的图片，像我们的老师门纳哈伊姆给我们看的绘画和照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我无法描述，喜悦即刻涌上喉咙。忽然间我只想大声叫嚷，欢声歌唱，这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一切真的都是我的！很有意思，我平生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情感，归属感，拥有感，在家里没有，在果园里没有，在面粉厂里没有，从来没有，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平生从来没有过，不论在那天早晨以前还是之后，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快感：终于到家了，终于可以拉上窗帘，忘记所有的邻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在这里我用不着总是约束自己，不必为任何人感到害羞，不必担心农民们怎么看待我们，神职人员会说些什么，知识分子会有什么感觉，我用不着努力去给非犹太人留下好印象。即便当我们在霍伦买下第一套房子，或者维塞里大街的这一套，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有自己家的感觉该有多好。那天早上七点，我望着自己从未去过的城市，那片从来没有驻足的土地，那些平生从未见过、样子滑稽可笑的小房子，心里就是这种感觉。你觉得有点可笑，有点傻，对吗？
十一点钟，我们带着行李登上一艘小汽船，水手是个高大的乌克兰人，浑身冒汗，有点恐慌，我刚用乌克兰语友好地谢过他，想给他一枚硬币，他就大笑起来，突然用纯正的希伯来语说，美人儿，你这是怎么啦，没这个必要，干吗不亲我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