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宇宙《我发现了》导读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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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坡的理论,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起点,也是宇宙的终点。在星系宇宙里,“实质性的虚无”就是上帝的原初状态,这也是一个“统一”的混沌状态。当上帝的意志开始运动时,从虚无中创造了原始粒子,上帝本身也就随原始粒子分解并扩散,而每一个粒子都在扩散的过程中回归向那个原始的“统一”状态,也就是“上帝的状态”。是以,星系寂灭的过程也就是向上帝靠近的过程。同理,与物质世界相仿,在精神的宇宙里,上帝的神性也分解为无数的粒子向外扩散,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神性,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的运动,也就是“上帝的复原”,所以,“死”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相“统一”的过程。整个宇宙——物质的和精神的——就是这样在上帝的心跳中被创造、被毁灭,循环不已。
就这样,《我发现了》指出一条道路,由宇宙通向上帝,再由上帝通向人心。在此意义上,它的确是首“诗”,因为它的主旨其实不是认识星系宇宙,而是把星系宇宙当成一个媒体,借观察它来理解上帝的存在,进而探求人类的“快乐”。坡解释说:“考虑到这一点[即死亡是向上帝的回归],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能领悟上帝不公和命运无情之谜。只有考虑到这一点,不幸之存在才变得可以理解;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不幸变得更多,变得更可以承受。我们的心灵不再抗拒我们加于自己的不幸——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即便是徒然地为了——延续我们自己的欢乐。”《我发现了》最后的句子,是充满福音味道的、神秘主义的呼吁:“请记住一切都是生命——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小生命在大生命中,而一切都在神灵之中。”
二
1849年10月7日,《我发现了》正式发表年余之后,坡走完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最后的遗言是“上帝保佑我可怜的灵魂”。联系他昔日玩世不恭的所作所为,《我发现了》是不是作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呢?应该说,这篇文章里的思想,绝不是坡一时冲动的产物。在他的生活里,始终有宇宙的一席之地;在他的作品里,亦有死亡与上帝的不绝回声。
童年时代的坡,据说就已经懂得昴星图,知道“阿斯塔耳忒女神镶宝石的新月以及月球上的山脉”。少年时代,在养父的豪宅中,阳台上架设着一支望远镜,更培养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大学期间,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得惊人,除了文学,对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医学、法学乃至数学都有所涉猎——特别是天文学,坡用心读过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的著作,熟悉其《宇宙体系论》(1796)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也读过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的《天文学论文》(1833),对其提出的月球考察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坡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第一次技术革命取得成效,而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进行理论准备的时期,全社会都有一种积极进取、探求未知世界的情绪。当坡于30年代进入报刊业的时候,恰逢大众报业为了迎合读者兴趣而比较注重科普知识的年代,作为有“杂志习性”的“杂志人”,坡继续发展了他的天文学兴趣。尤为重要的是,1842年前后,自然科学界最大的成就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这是牛顿力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物理学的最大成就。受其鼓舞,天文物理学进展迅速,德国天文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五卷本著作《宇宙》第一分册于1845年问世;另一位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梅德勒于1846年发表《中央恒星》;从1845年开始,一台长16.5米、直径1.8米、名为“巨兽”的天文望远镜直指苍穹。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发现了》准备了科学基础。
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坡有两个系列的小说一直颇受忽视,那就是科幻题材的小说和思辨色彩的小说。应该说,这些小说孕育了《我发现了》的母题。
属于科幻题材的小说有三部:《汉斯·普法尔登月记》(1835)——主人公乘气球登月,详细叙述了飞行原理和太空景观;《气球骗局》(1844)——描述了乘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未来之事》(1849)——公元2848年乘气球旅行的人嘲笑“古代人”对于天文学和哲学的无知,是出现于《我发现了》中的“瓶中来信”的后续和补充。这三部小说实为一部小说的反复再现,那就是通过气球载人飞行的情节构架,来介绍天文学理论和假想飞行过程。坡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幻想小说家,在他的幻想中,一千年后的人类,还在以气球为飞行器,与凡尔纳的潜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乃至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相比,在科学想象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注意的是,坡并非为科学幻想而科学幻想,他实际关心的还是天文学后面对应着的宇宙体系。
属于思辨色彩的小说有:《埃洛斯与沙米恩的对话》(1839)——两个在地球以外的灵魂的对话,回忆彗星掠过地球表面,引起大火而毁灭人类的故事;《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1841)——两个已经死亡的灵魂的对话,对死亡的描述和对再生的思索;《催眠启示录》(1844)——医生与冥冥之域的对话,关于上帝是不是某种无粒子物质的讨论;《言语的力量》(1845)——宇宙中的两个灵魂关于世界本质的对话。这四篇小说的形式都是对话的形式,而对话,实际上也就暗示着作家自己的思辨过程,是自己与自己的辩论。另外一个特点是:这四篇小说所探讨的主题都有关死亡与上帝,除了《催眠启示录》是活人与死者的对话,其他三篇都是灵魂之间的对话,换言之,叙述角度暗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那是一个从普通的“死亡”角度无法解释的世界。至于上帝,可以发现,作者的角度并非正统,“上帝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上帝是以“非结合形式存在的精神”,冥冥中存在的某种“性质”,正像在《言语的力量》中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所说的:“要是在人类当中,这种看法会被视为极端的邪说。”
以上七篇小说,恰在坡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占了十分之一的比重。正是这些幼苗,逐渐生成了《我发现了》那棵参天大树。换言之,《我发现了》不是一个叛逆者的最后忏悔,相反,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的最后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