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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我的米海尔》初译稿是在我抵达特拉维夫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第二十个月。
说起来不失为一种奇妙的巧合。1994年10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校长丁斯坦教授率代表团初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常务副院长汝信研究员签下学术交流协议。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命定在天，我竟在面试时被当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兼东亚系主任、中英比较史专家谢爱伦教授选中，遂于1995年10月中旬只身飞往旧日曾是“希望之乡”而今却战患频仍、纷争不已的以色列。在这里，我一边协助东亚系教古代汉语，一边主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
以色列朋友告诉我，“希伯来语是能够与上帝对话的唯一语言”，而我则叹惜这上帝离我们中国人太遥远。我依旧清楚地记得最初同新移民一起学习希伯来语的情景，从基本的字母、单词到简单的句型、语法，酷似婴儿学语。新移民虽来自不同国家，但许多人自幼便唱诵《托拉》和赞美诗，可谓老师一点即透。而对从零起步的我，美若天籁之音的希伯来文仿佛谶言讳语，难以理解。诸多华人学子在一级级淘汰考中的失利令我忧心忡忡。也就是从那时起，在特拉维夫这座终年绿茵叠翠、姹紫嫣红的海滨城市，我这个从十五岁起即开始跻身中文系殿堂的人，才真正领悟到何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何为思乡伤怀。夜晚，挑灯夜战自不必说，偶尔，独自伫立空旷的平台，聆听地中海阵阵涛声，远眺天涯深处故乡之所在，不免心中怅然，慊慊思归。就这样一天天捱到尝试用希伯来文阅读的1996年夏。
友人推荐给我的是约书亚的《面对森林》，但此篇东西对我来说似乎有些沉重。我想到奥兹的《我的米海尔》。1996年春季在特拉维夫大学留学生中心学现代希伯来文学时我读过该书英译本，并看过电影，感觉相当不错。果然，希伯来文版开篇那简约优美的行文又一次将我带入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新鲜世界。我于是边读边尝试着将其译成中文，想将它献给中国读者。
不料一段时间过后，希伯来文老师给我拿来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奥兹的五部作品即将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消息，其中包括《我的米海尔》，撞车事件发生了。远在国外的我一面请《世界文学》编辑部朋友帮助询问是哪家出版社欲出此书，是否已找到译者等事宜，一面决定忍痛放弃这丹青初染的“半壁江山图”。1996年8月，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文化处一秘车兆和先生邀我同访希伯来文学翻译学院，从曾与我们《世界文学》合作过的尼莉·科恩女士那里得知，南京译林出版社计划出阿摩司·奥兹选集，目前正在筹划中，可能尚未找到译者。我在她的建议下致信译林，自报家门请缨。译林毕竟是译林的风格，我那封异国来信经几位同志辗转，三周后便得到回复。于是，我便在上帝脚下，用我们古老的文字同“先知”（指本书作者，他的名字阿摩司取自《旧约》一先知名）及“选民”（指犹太人）继续一种特殊的交流。
翻译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原作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要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语气、文本意义、文化背景及民族精神，以便在人物与读者、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国几代翻译工作者所追求的信、达、雅堪称理想的境界，但欲达此种境界则十分困难。曾同在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执教、称得上语言天才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教授对我说：“翻译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另一种文化。”我深有同感，文化语境的差异是翻译过程中最难逾越的一大障碍。阿摩司·奥兹的语言“十分激越”（希伯来文学评论家格肖姆·谢克德语）、“丰富”（作家约书亚语），有时热情澎湃，有时平易舒缓，不但节奏感强，而且有许多层面。有些词语在希伯来文中本来有意义，如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汉娜”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节日”、“快乐”之意，只可惜这种神韵用英文和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出来。有些成语、短语及方言倘若硬译会令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只好在汉语中寻找类似的表达方式。
许多事就是无巧不成书。1996年秋，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我有机会能够在课后蒙他点拨。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听众往往提前半小时便去排队，等候入场，容纳五百人的讲堂整整一学期爆满，常常是掌声不断。
许多人说，他们不仅喜欢读奥兹的书，而且喜欢听他说话，难怪以色列前工党领袖西蒙·佩雷斯称奥兹有“外交部长的天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2月，我应本-古里安大学之邀前去参加阿摩司·奥兹国际研讨会，整个会议群情振奋，高潮迭起。奥兹好友西蒙·佩雷斯前来助兴，并在闭幕式上讲话，较深入地论述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现象，奥兹本人则大谈创作《我的米海尔》的经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有幸与著名的英译者尼古拉斯·德朗士被安排在同一轮作发言。我忐忑不安地告诉他，由于我的希伯来文水平不够，所以一直参照他的英译本。这位造诣深厚的剑桥学者莞尔一笑，答道：“谢谢你，能够帮你我非常高兴。”那温文尔雅的君子风范令我迄今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