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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离开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后,倘若时间不是太晚,我们会逗留二十来分钟或半个小时,拜访一下小街对面的邻居。我们像做贼似的潜入阿格农的住宅,没有告诉伯父母我们要去哪里,免得他们不舒服。我们去7路公共汽车站时,有时会邂逅从犹太会堂出来的阿格农先生。他会使劲儿拉住爸爸的胳膊,警告他说,要是他,即我爸爸,拒绝拜访阿格农的家,不让它一睹女士芳容,它,也就是说阿格农的家,则无缘享见她的风采。这样阿格农就给妈妈的双唇带来了微笑,爸爸会答应,说:“好啊,但只去几分钟,请阿格农先生原谅,我们不能久留,我们得回凯里姆亚伯拉罕,孩子累了,明天早晨还要上学。”
“孩子一点也不累。”我说。
阿格农先生说:
“请博士先生听听,乳臭未干的孩童口中证明了力量。”
阿格农的住宅坐落在柏树环抱的一个花园里,但为了安全起见,它背向街道而建,仿佛把面庞藏在了花园里。你在路上可看见四五个狭长的窗子。从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门走进去,沿屋旁一条铺设的小径行走,攀上四五级台阶,在白色屋门前按响门铃,等候主人开门,等候邀请你右转登上半黑的台阶,走进阿格农先生的书房。从书房可去铺就而成的巨大屋顶平台,它俯视着朱迪亚沙漠和摩押山;或者左转,走进一个狭小而凌乱的卧室,卧室的窗子凝视着空旷的花园。
阿格农住宅从来不会充满日光,总是笼罩在某种黄昏暮霭中,飘着淡淡的咖啡和奶油茶点的气味。也许是因为我们只在安息日结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访,至少直至三星出现在窗前他们才开灯。或许灯是开着的,但是耶路撒冷的电灯光是如此昏黄,有些吝啬,也许是阿格农先生在节约用电,也许是停电了,那光是煤油灯光。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忽明忽暗,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触摸到它,窗子护栏似乎将它囚禁起来,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现在难以说明,甚至那时就难以说明。不管是什么原因,无论阿格农何时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书,仿佛一群拥挤的崇拜者,身着破旧的黑色衣裳,而阿格农的形体投下不止一个影子,是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影子。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记忆里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忽明忽暗中摇摆,走路时身边有三四个分离开的影子晃来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后,头顶,或是脚下。
偶尔,阿格农太太用一种威严尖厉的声音说些什么,有一次,阿格农先生把头微微歪向一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她说:“有客人在场时,请允许我在自己家里做一家之主。一旦他们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不止因为它所包含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中伤(而今我们将其界定为颠覆性的),还主要由于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词在希伯来文中非常罕见。多年后读他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和小贩》时,我再次偶遇此词。除阿格农先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词表达“家庭主妇”,尽管在说“女主人”时,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妇,而是略有不同。
难以知晓,毕竟,他是位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影子的人。
妈妈敬仰阿格农先生,我该怎么说呢,仿佛总是踮着脚尖。就连坐在那里时,她似乎也是坐在脚尖上。阿格农本人几乎不和她说话,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讲话,但他和我爸爸讲话时,目光似乎在妈妈的脸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见几次和妈妈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总在回避她,转而看我,要么就是看着窗子,要么当时情形并非如此,只是以这种方式镌刻在我的想象里。活生生的记忆,像水中涟漪,抑或像瞪羚跳跃前皮肤在紧张地抖动,这活生生的记忆突如其来,瞬间以几种节奏或几个焦点在颤动,而后凝固起来,化作记忆之记忆。
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我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给我写了封措辞优美的回信,谈了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