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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莉的变化也同样轻微。她童年时就吃过苦,经历过丧亲之痛,也许这就是战争没有挫伤她的原因。她在里斯本干了两年地下工作,路克知道——尽管其他人不知道——她在那儿杀过一个人,就在这个人准备把秘密情报出卖给敌人的咖啡馆后面的院子里,比莉安静而迅速地割开了他的喉咙。但她仍然充满了活力,嬉笑怒骂、快意恩仇,她表情丰富的面孔是路克永远不会厌倦的研究对象。
显然,非常幸运的是,他们都还活着。大部分这样的群体都会至少失去一个朋友。“我们应该干一杯,”路克说,他举起酒杯,“致那些活下来的——和那些没能做到的。”
他们都喝掉了杯中的酒,接着伯恩说:“我还有句祝酒词,致那些从后方打破纳粹战争机器的人——苏联红军。”
他们都喝下去后伯恩说:“我还有一句,致那些破坏了纳粹战争的红色军队。”
他们又都喝了酒,但上将面色不豫:“够了,不要再说什么祝酒词了。”
伯恩那时仍然笃信共产主义,但路克肯定地觉得他已经不再为莫斯科工作了。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路克相信伯恩信守了诺言。然而,他们的关系却再也不像往日那么亲密。信任一个人,如同用手掬起一捧水——很容易将水洒出,而且永远无法把洒出去的水收回来。每当想起自己和伯恩曾经的友谊,路克都会黯然,也为关系无法恢复而深感无奈。
休息室里上了咖啡,路克把杯子分给大家,他把奶油和糖递给比莉的时候,她低声道:“东翼,二楼,左边最后一扇门。”
“要奶油吗?”
她挑起一边的眉毛。
路克忍不住笑了一声,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