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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新苏格兰场
苏格兰场艺术古董小组探长肯尼斯·拉姆塞把新闻发布会安排在下午2点。会议开始前的几分钟，新闻室里突然爆出流言，称警方有了重大发现。流言的始作俑者是大都市警察厅辖区内仅有的几位老将，他们从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安排上看出了一些端倪。如果新闻发布会定在下午2、3点，那么这往往意味着接下来要发布的是好消息。因为新闻发布会之后，记者还有几个小时用来调查和撰写稿件。如果是坏消息，那么拉姆塞会凑着晚间新闻截稿时间快到的时候召集媒体记者。但是他最有可能做的，是发布一张不咸不淡的纸质声明——全世界胆小懦弱的公务员逃避问题的法宝——然后从后门溜出去。
不用说，大家的猜测都围绕着几个月前于伦敦考陶德美术馆失窃的那幅梵高自画像展开，尽管当天下午很少有记者能记起那幅画的名字。很遗憾，“失窃之夏”期间被偷走的所有大师画作中，没有一幅被找回来。而且在那之后，还不断有个人和美术馆丢画。在全球经济逐步衰退，看不见任何未来之际，艺术品盗窃似乎成了欧洲唯一趋势走高的行业。相反，打击盗贼的警察部队却捉襟见肘。拉姆塞的年预算经费已经缩到了区区三十万英镑，几乎都不够维持部门的正常运作。为了让日常工作开展下去，他最近已经开始征求私人捐助。就连《卫报》都表示，传说中的艺术小组是时候撤掉了，应该把资源用在一些更富有成效的事情上，比如预防少年犯罪项目。
有关梵高画作的传言很快就透过苏格兰场新闻室的墙壁传到网上了。所以，当拉姆塞大步迈上演讲台，宣布警方找回了伦勃朗·凡·莱因所作的一幅104厘米×86厘米的名叫《年轻女人的画像》的油画时，大家都颇感震惊，因为之前根本就没几个人知道这幅画失窃了。拉姆塞没有详细解释油画的追踪过程，但他费了好大功夫强调警方没有支付任何赎金或悬赏奖金。至于油画目前的安放地点，他只说不知道，然后就立马回避了问话。
对于伦勃朗的寻回过程，媒体永远都没办法了解全部真相。就连拉姆塞本人对于本案的诸多细节也不清楚。比如说，他不知道这幅画是有人在一个星期之前放在巴黎马莱区某犹太会堂后面的一条巷子里的。他也不知道以色列大使馆的某位职员拿到画之后，大汗淋漓地把它交给了朱利安·伊舍伍德——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区梅森院子7-8号、濒临破产但永不乏味的伊舍伍德美术馆的馆长与所有人。他更不知道，就在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那幅画已经被人悄悄送到了康沃尔悬崖顶端的一栋小屋子里。那座屋子与克劳德·莫奈所画的《海关官员在普尔维尔的小屋》还有不少神似之处。只有军情五处知道这些。而且即使在泰晤士大楼内部，也只是少数几个必要的人知道。
与“大宝藏”行动一样，修复油画的过程也如风驰电掣。加百列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他要把这幅他所见过的破损程度最为严重的油画变成国家美术馆万众瞩目的“伦勃朗：回忆”画展中光彩夺目的焦点。在这三个月里，他要给她重新换衬里、换画框，要除掉她身上的血迹和污渍，还要修复她额头上的弹孔，抚平库特·沃斯用她做信封之后所产生的皱纹。时间很紧张，即便是对于一个经常在最后通牒之下工作的修复师来说。
加百列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工作。年纪大了一点之后，他就再也不想单独工作了。所以基娅拉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一起把客厅里的家具搬走，把客厅改成临时工作室。他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傍晚，中途只短暂休息，在冰冷刺骨的1月寒风中沿着悬崖边散一会儿步。基娅拉几乎与他形影不离。她帮他一起换衬里，和他一起给瑞秋·赫茨菲尔德写了一封短信。加百列把信藏在新画框的边缘，然后订好画框。就连他开始除去画布上的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的血迹的那天早上，她也在他旁边。加百列没有把脏棉签扔在地板上，而是装进了一个铝罐子里。等到开始除污渍的时候，他从亨德里吉的胸部轮廓开始——利德尔被杀的那天晚上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与往常一样，基娅拉很讨厌加百列用的那些溶剂所散发出来的恶臭。为了遮盖那些味道，她每天都做一些味道鲜美的饭菜。他们点上蜡烛，坐在餐桌前，在芒茨湾美景的映照下一起享用晚餐。吃饭的时候他们尽量不谈论这次行动，但是因为有伦勃朗的画在，这个话题似乎很难绕过去。每次谈到这件事时，基娅拉总是要说，如果不是她一开始坚持的话，加百列根本就不会参与这项调查。
“那你很喜欢回到组织里去咯？”加百列略带戏谑地问。
“有一点。”基娅拉表示同意，“但如果马丁·兰德斯曼能成为你最后一项‘大宝藏’任务的话，我也会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