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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重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一九六八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给他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