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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没有熬过第一个冬天，”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我想他走得很安详。”
就在那年冬天，他说，他母亲得了肺炎，差点死掉。难民营有一个由旅行车改装而成的流动诊所，幸好遇上流动诊所中的医生，否则他母亲就死定了。她整晚睡不着，发烧，不停地咳嗽，吐出铁锈色的浓痰。排队看那个医生的人很多，塔里克说。每个排队的人都在不停地发抖、呻吟、咳嗽，有的还大小便失禁，屎尿顺着大腿流下来，其他一些人则因为太累或者太饿而说不出话来。
“但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个医生。他给我母亲看病，给她一些药丸，在那个冬天救了她一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了一个孩子。
“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他语气平静地说，“我拿一块碎玻璃抵着他的喉咙，抢走了他的毛毯。我拿去给我母亲盖。”
他对自己发誓，塔里克说，等他母亲病好之后，他们将不会在难民营再过一个冬天。他将会工作，存钱，搬到白沙瓦，住进一套有暖气和自来水的公寓。春天来临，他开始找工作。有一辆卡车在每天清晨来到难民营，征集十几、二十个男孩，送他们到田地里搬石头或者到果园里摘苹果，付给他们一点钱，有时候是一条毛毯或者一双鞋。但他们从来不要他，塔里克说。
“只要看到我的腿，一切就没戏了。”
也有别的工作。挖沟渠，盖泥屋，挑水，掏粪坑。但年轻人争着干这些活，塔里克从来没有机会。
然后，在1993年秋天的某天，他遇到了一个开商店的。
“他给我钱，请我带一件皮衣去拉合尔。钱不是特别多，但足够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