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的二次突围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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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诗在经历了胡适最初的尝试后，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个重要收获，即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诗人形象是叛逆的，也是张狂的。他说“我要把日来吞了，我要把月来吞了”，他的发言是针对外部世界的。他要毁掉过去，浴火重生。郭沫若的诗人形象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连朱自清这么传统的文人，在《毁灭》一诗里也表达了对黑暗的不妥协。这种与现实对抗的路子到闻一多那里，达到了一种极致，因为他已经开始审丑了。他与现实对抗到最后，干脆直面这种丑陋。由此中国在他笔下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写出这种绝望意象的诗人后来还有一个李金发。他的诗从象征主义的东西里出来的，更有着一种颓废和神秘。新诗到了这里，已经形成自己的一种内在气质和表达方式了。诗人一上手就是这个，一上手就自然地流露出与现实抗衡的哀伤、倔强、绝望与梦想。穆旦是这样，四十年后，食指写下“相信未来”，北岛写下“我不相信”，整体的精神气质上依然是这个东西。我把这看是新诗对古诗的一次突围。
而把穆旦放在新诗中来考察，就会发现他身上始终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反抗不是单一的，往往是带有深刻的、复调的色彩，这也使他的诗句既令人刻骨铭心，又使人难以进行直接阐释。这也是为什么郭沫若、闻一多的作品在当代诗人眼里逐渐成为文献的时候，他的诗愈发能赢得诗人的敬意的原因。
他的诗人形象有时非常明确，如《赞美》，那是非常典型动人的忧国忧民的形象；有时又难以界定，如在《我向自己说》里，他的结尾是“虽然不断的暗笑在周身传开/而恩赐我的人绝望地叹息/不/不/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仅存的血正恶毒的澎湃”。穆旦与郭沫若们，甚至与九叶诗的同行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反抗世界，也在反抗自己，他不仅在拷问世界，也在拷问自己，因而他的诗里充满了无路可走的痛苦，同时又有着“过客”般的决绝和“掮住黑暗闸门”的力量。这也是他个人在诗歌意义上的二次突围。
他是真正地直面现实，仿佛独自从远方来，从地狱来，带来了地底的景象。他的诗歌在本质上就更加纯粹，甚至抵达了人类某种本质的痛苦和限度。在《童年》、《森林之魅》、《隐现》等诗篇里，他所要言说的已经不是现实，而是无限神秘深远的心灵：一个内在世界。这就使穆旦诗歌达到了一种中国现代新诗前所未有的深度，甚至超过了几十年后兴起的所谓朦胧诗的整体素质。穆旦也就使中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诗。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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