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十六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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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一个大艺术家,即是他愿欲,也不能舍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辍他的艺术创作。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地方在最后几年中见到他的保尔·布瓦耶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像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见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时报》。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一九○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致书姑母,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女伯爵,有言:"请不要责备我在行将就木之年还在做那无聊的事情!这些无聊的事情填塞我空闲的时间,而且使我装满了严肃的思想的头脑可以获得休息。"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逊(一九○四——○五),这部文选,托尔斯泰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读文逊,是我作品中很经意的东西,我非常重视它……"(一九○九年八月九日致扬·斯季卡书)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起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一九○○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这些作品到托尔斯泰死后才陆续印行。那张目录是很长的,我们可举其中重要的几部如:《库兹米奇老人的遗著——日记》,《谢尔盖老人》,《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尸》(十二场剧),《伪票》,《疯人日记》,《黑暗中的光明》(五幕剧),《一切品性的来源》(通俗小剧),若干美丽的短篇:《舞会之后》,《梦中所见》,《霍登卡》等等。参看本书末托尔斯泰遗著书目。但主要作品还是托尔斯泰的《日记》。它包罗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时间,从高加索参战时起直到他逝世时止;它是一个伟人所能写的最赤裸裸的忏悔录。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騷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好似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四与一九○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本书的俄文名是《惟一的必需品》。《大罪恶》,《世纪末》。大部分在他生前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的大衣袋里的。即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共|产|党的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的检查为宽大。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惟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惟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的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十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一九○五年印行)。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是奴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的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国《两球杂志》)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一八五七年。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一八六二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的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
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辞句,益增托尔斯泰的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剧烈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