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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有一条河，名叫莱因河。当年我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就知道德国有这样一条河。这条河水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已经很清澈，但是有一些德国人还跟政府吵架，说是他们把河水污染了。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大河一样，莱因河两边也有许多城。有一座城叫波恩，当时还是联邦德国的首都。城里有许多人，还有许多鸟，而且鸟不怕人。
我在河边坐着看河水，一只肥胖的野鸭子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它用漆黑的小眼睛看着我，还对我嘎嘎地叫。紧接着又有几只野鸭子走过来，都好奇地看着我。我一伸手，就摸到了它们的羽毛。当时我真想抓几只拿回去烧着吃，但又怕被人家抓住丢了中国人的脸。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讲一个穷汉子打野鸭子的故事。他埋伏在一丛高粱秸里，看到夕阳西下，看到一群群的野鸭子落到面前的水汪子里。他想多打几只野鸭，就不停地往枪里填药。最后的结果当然很不好，他贪心太大，装药太多，结果炸了枪膛，野鸭子没打着，反把自己给炸死了。
最近几年，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也在加强，国家也颁布了保护动物的法律。但偷猎珍稀动物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有射杀天鹅的，还有杀死大熊猫包饺子的。看起来光有法律还不行。老百姓的肚子里如果没有油水，什么法律也拦不住那些大胆的馋鬼。吃饱了才能讲文明，吃饱了才能学文化。我就不相信，当德国人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时，他们还顾得上去保护动物。能保护天鹅，也顾不上保护野鸭子。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吃饱吃不饱上。我在狼牙山下当兵时，部队生活很好，顿顿有油水。但机关里有一位干事，每天都提着一杆气枪去打鸟。黄鹂、杜鹃、喜鹊、乌鸦、啄木鸟……他见到什么就打什么。这人枪法很准，几乎是弹无虚发。每天都有几十只鸟死在他的手下。那时我才知道啄木鸟有好几个品种。啄木鸟死后，那舌头是吐出来的，就像吊死鬼一样。啄木鸟的舌头像一根肉锥，尖上还带着一个钩儿。他打死那么多鸟，随手就扔在窗台上，他不吃，让蚂蚁吃。为此我还劝过他，但他根本不理我。我偷偷地告了他一状，结果把他得罪了。
人其实是最复杂的动物。人是最善良的，也是最残忍的。人是最窝囊的，也是最霸道的。也许有一天，人要从地球霸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过那时候，我的肉体可能转化成了别的物质。我也许变成了一束鲜花，也许变成了一堆狗屎。但我还是希望能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在莱因河边漫步的野鸭子也行。
想不到波恩城里也有麻雀，它们的模样跟中国麻雀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家咖啡馆的招牌上，有一个堂皇的麻雀巢，很低，抬手就可摸到。据说招牌上的字母拼起来就是贝多芬，麻雀就在贝多芬的头上生儿育女，拉屎撒尿。
麻雀在中国可是遭过大难的，一声令下，枪打、网罗、敲锣打鼓吓唬，差不多灭了它们的种。一个庞大的国家、好几亿人口，联合起来对付一种小鸟，这行为既荒诞又好玩，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我看过一个资料，写几个科学家联合起来给毛泽东写信营救麻雀的事，才知道这灭麻雀的事不简单。没有50年代的"除四害"灭麻雀，大概也就不会有60年代的"破四旧"搞"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也就没有需要"粉碎"的"四人帮"。要把四个人"粉碎"了，尽管是坏人，想来也可怕。我还看过一个挺有名的作家写的一篇童话小说，写一个麻雀之家，两个老麻雀，两个小麻雀，在灭绝麻雀运动中的悲惨遭遇。两个小麻雀，一个被弹弓打死了，一个飞不动掉下来被活捉了。男老麻雀撞到高压线上碰死了，剩下女老麻雀，好不容易逃回自家的窝。夜里，它躲在窝里哭，一道强光射进来，它被一个小孩子给活活捏死了。那作家写了这小说配合运动，但他并不了解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
马在德国跟狗在德国一样，早已由生产资料变成了玩物。马的辉煌时代在德国已经结束——其实在中国也快要结束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类的文明史里搀杂了许多的马粪和狗屎。马曾经是人类多么重要的帮手，但现在一点也不重要了。我当时想起了《静静的顿河》，想起了肖洛霍夫对马的精彩描写。他写到婀克西妮娅临死前骑的那匹马有一个坏习惯：喜欢低头啃骑马人的膝盖。这匹马多么有性格呀。现在我又想起了《马语者》这本畅销书，一看就是个不懂马的人写的。我曾应该书责编之邀，写过一篇促销文章，里边只有一句话是满意的：其实，人类从来不敢正视马的湛蓝的眼睛。
我在德国只见过一次马，那是在斯图加特郊外一个牧场里。马的主人是个红脸膛的大汉，浑身散发着令我感到亲切的马粪气味。据说他极善马术，曾在大型的赛马会上获得过金牌。大汉有一位娇小的妻子，穿着牛仔裤，很干练，不用说也是个马上的健女。他还有一个在城里读幼儿园的儿子，还有一个像布娃娃那般大的精致女儿，还有一个忙前忙后的老母亲。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