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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秋
这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在卧室的固定电话上发现了萨丽娅的一条留言。我一边听着回放，一边脱掉鞋子，坐到桌边。她告诉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妈妈传染给她的，接着她问了我的近况，问我在喀布尔的工作如何。最后，眼看要挂断了，她又说：奥蒂不停地问你怎么不来电话。当然了，她不会跟你讲这个的。所以我讲。马科斯，你发发慈悲，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我笑了。
萨丽娅。
我桌上摆了一张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诺斯的海滩上拍的——萨丽娅坐在一块礁石上，背对着照相机。我给这张照片配了相框，不过，如果你凑近了看，还是能发现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这是个疯狂的意大利姑娘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烧掉。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录入前一天的手术记录。我的房间在楼上，是二楼三个房间当中的一间。自从2002年来到喀布尔，我就一直住在这幢房子里。我的书桌靠着窗子，从这儿可以俯瞰楼下的花园。我可以看到枇杷树，那是我的老房东纳比几年前种下的。我还能看到纳比从前住的小屋，贴着后墙，现在重新粉刷过了。他去世以后，我把小屋给了一个荷兰小伙子，他在帮本地的高中做计算机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雪佛兰，四十年代的款式，几十年没有挪过窝了，全身是锈，像一块长满苔藓的大石头，此时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纳比死后，我曾动过念头，把这辆车拖到喀布尔的废车场去，可我没这个勇气。对我来说，它就像房子万万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代表着这幢老宅的过去和历史。
我完成了手术记录，看了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正是希腊的晚上七点。
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如果今晚要给妈妈打电话，我就不能再耽搁了。我记得萨丽娅在电子邮件里写过，妈妈睡得越来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气，横下一条心，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我是1967年的夏天见到萨丽娅的，当时我十二岁。她和她母亲玛达丽娜来蒂诺斯看妈妈和我。妈妈名叫奥德丽娅，她说，自从她和她朋友玛达丽娜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很多个年头，确切地说，有十五年了。玛达丽娜十七岁离岛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内，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