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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辞时不得不请求宽恕:"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辞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矗"一八七八年夏。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同时,伯爵夫人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