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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风一起，人们有了希望，但也有了忧虑。希望能下一场透雨，好种上秋苗。令人忧虑的是那些把草梗都啃光了的蝗虫们恋恋不肯离去，就好像等待着啃秋苗似的。
爷爷睡不着，便到院子里踱步。东南风吹着人的胸膛，破窗户纸在他身后啪啪地响着。风里满是腥气，有土腥、水腥，更多的还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蚂蚱腥。雨来了，雨真的要来了。尽管有蝗虫在，但被干旱熬苦了的村民们还是兴奋异常。雨越来越近了，天边上已经有了抖动的电光。爷爷知道那不是兵们在打炮，而是雷公在摇晃手中的破扇子。爷爷暗中祷告：希望天老爷能下一场特大暴雨，抽打死那些害人虫，同时也就解了土地的干旱。
那夜果然下了大雨，雨里还夹杂着杏核大的冰雹。村民们都欢欣鼓舞，感谢老天爷，既解了酷旱，又消灭了害人虫。但天亮后到田野里一看，才知道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乐观，雨水和冰雹的确要了一些蝗虫的小命，但更多的蝗虫却在茁壮地成长。它们在雨后的数天里，便把各自的身体扩大到和大粒的花生米相似。它们一个个生龙活虎，腻腻嫩嫩，肉感强烈，令人望之生畏。现在，满眼都是它们蠢蠢欲动的身体。那么多的触须在抖动，那么多的复眼在闪烁，那么多的肚子在抽搐。喝饱了雨水的大地，为苦熬了一冬一春的植物提供极好的生长机会，所有的植物都在萌生新叶，所有的种子都在破土发芽。但是，新长出的一切，都变成了蝗虫们的美餐。它们决不挑食，它们不怕中毒，无论是有怪味的薄荷，还是有剧毒的马钱草，只要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就啃吃干净。它们龇着两瓣紫色的大牙，嘴里喷吐着绿色汁液，让田野里洋溢着腥臭。蝗虫的气味毒化了空气，粉碎了人们的勇气。
雨后的大地依然光秃秃的，生出来的绿叶还不够填蚂蚱爷的牙缝。植物们生了气，去你妈的，我们不往外长了，看你们还怎么吃。有本事你们变成拉拉蛄，钻到地下来吃我们的根。它们说不往外长就不往外长了，蝗虫们也有些焦躁不安了。它们焦躁不安的表现就是由田野往村子里转移。它们爬墙上屋，吃光下树上那些新叶就开始啃树皮。风传丰村头上李大人家的小儿子被蝗虫们啃掉了半个耳朵。这个问题爷爷持否定态度。他说：蝗虫的确很凶，但也没凶到啃人耳朵的程度。
村头的叭蜡庙里和村后的刘猛将军庙里的香火又大盛起来。
据爷爷说，叭腊庙的正神是一匹像小驴似的大蚂蚱，塑得形象古怪，人头蚂蚱身子，令人望之生畏。刘猛将军庙的正神自然是刘猛。我查了资料，得知刘猛是元朝吴川人。曾授指挥职，带兵剿灭江淮盗贼，乘舟凯旋，正值蝗虫成灾，民不聊生。刘猛率队灭蝗，但越灭越多，气得他投江自杀。有司奏于朝，授刘猛将军之职，列入神位，专门负责为民驱蝗。但我感到这里边有矛盾：既然蝗虫是玉皇大帝养的家虫，那刘猛灭虫不是要遭天谴吗？怎么还给他加官晋爵呢？这事说不清楚，我们不去管他，我们还是说蝗虫的事。老百姓对付蝗虫，就像朝廷对付老百姓一样，有收买有镇压，软一手，硬一手。有时单用一手，有时软硬兼施。
我们村对付蝗虫的手段是抚慰。先是在叭蜡庙里烧香磕头，供献香草，看看无效，又到各家凑了点钱，在村中搭起戏台，请来一个草台班子，为蝗虫们献上了三台大戏。说是为蝗虫献戏，其实还是演给人看。我父亲是那三台大戏的最热心的观众。几十年后他还对当日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三台大戏是：《陈州放粮》、《捉放曹》、《武家坡》。父亲对我们说当年演戏的盛况，四乡的百姓都来看戏，台下人山人海。儿童的印象总是放大的。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集合起“人山人海”，在我的想象中，六十年前的那场为了蝗虫们的演出大概是如下的情景：在空旷的原野里，搭起一个低矮的土台子，台上活动着几个涂脂抹粉的人物，台下坐着或是站着几个无聊的闲人，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那个头上扎着抓鬏就是我的父亲。在演出的过程中，那些蝗虫就蹦到舞台上，蹦到演员们的脸上，有的还蹦到演员们的嘴里，让他们无法开口唱戏。
也许是百姓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同心协力地把我们高密东北乡吃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移了。这又是一个奇观。看到这个奇观的就不止我爷爷一个人了。十几个村中的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给我讲述过蝗虫过河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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