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十三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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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武断更随了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角色;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莎士比亚论》(一九○三)——写作这部书的动机是由于埃内斯特·格罗斯比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与劳工阶级》的论文所引起的。
这种肯定真堪佩服!托尔斯泰不怀疑。他不肯讨论。他握有真理。他会和你说:"第九交响曲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原文是:"第九交响曲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或:"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调与肖邦的E调夜曲,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且也不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
或:"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简直不能称为一个第四流的作家。且在描写人性的一点上,他是完全无能的。"不论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不赞同他的意见,可不能阻止他,正是相反!
"我的见解,"他高傲地写道,"是和欧洲一切对于莎士比亚的见解不同的。"
在他对于谎言的纠缠中,他到处感觉到有谎言;有一种愈是普遍地流行的思念,他愈要加以攻击;他不相信,他猜疑,如他说起莎士比亚的光荣的时候,说:"这是人类永远会感受的一种传染病式的影响。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妖术,追求方士炼丹之术都是的。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能看到他们感染影响时的疯狂。因了报纸的发达,这些传染病更为猖獗。"——他还把"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种传染病的最近的例子。他,这一切不公平的仇敌,一切被压迫者的防卫者,他讲起这大事件时竟带着一种轻蔑的淡漠之情。"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从未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我不说普世的人,但即是法国军界也从未加以注意。"以后他又说:"大概要数年之后,人们才会从迷惘中醒悟,懂得他们全然不知德雷福斯究竟是有罪无罪,而每个人都有比这德雷福斯事件更重大更直接的事情须加注意。"(《莎士比亚论》)这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他矫枉过正的态度把他对于谎言的痛恨与指斥"精神传染脖的本能,一直推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他自己亦知道,可无法克制。人类道德的背面,不可思议的盲目,使这个洞察心魂的明眼人,这个热情的唤引者,把《李尔王》当作"拙劣的作品"。把高傲的考狄利亚李尔王的女儿,一个模范的孝女当作"毫无个性的人物"。"《李尔王》是一出极坏、极潦草的戏剧,它只令人厌恶。"——《奥赛罗》比较博得托尔斯泰的好感,无疑是因为它和他那时代关于婚姻和嫉妒的见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亚最不恶劣的作品,但亦只是一组夸大的言语的联合罢了。"哈姆莱特这人物毫无性格可言:"这是作者的一架留声器,它机械地缕述作者的思想。"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他只是为了它们的"拙劣"而提及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惟一的自然的人物,是福斯塔夫,"正因为在此,莎士比亚的冷酷与讥讽的言语和剧中人的虚荣、矫伪、堕落的性格相合之故。"可是托尔斯泰并不永远这么思想。在一八六○——一八七○年间,他很高兴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在他想编一部关于彼得一世的史剧的时代。在一八六九年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莱特作为他的模范与指导。他在提及他刚好完成的工作《战争与和平》之后,他说:"哈姆莱特与我将来的工作,这是小说家的诗意用于描绘性格。"
但也得承认他很明白地看到莎士比亚的若干缺点,为我们不能真诚地说出的;例如,诗句的雕琢,笼统地应用于一切人物的热情的倾诉,英雄主义,单纯质朴。我完全懂得,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故他对于文人中最有天才的人的艺术,自然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为何要耗费时间去讲人家所不能懂得的事物?而且批判对于你完全不相干的世界又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批判中去探寻那些外国文学的门径,那么这些批判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要在其中探寻托尔斯泰的艺术宝钥,那么,它的价值是无可估计的。我们不能向一个创造的天才要求大公无私的批评。当瓦格纳、托尔斯泰在谈起贝多芬与莎士比亚时,他们所谈的并非是贝多芬与莎士比亚,而是他们自身;他们在发表自己的理想。他们简直不试着骗我们。批判莎士比亚时,托尔斯泰并不使自己成为"客观"。他正责备莎士比亚的客观的艺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无人格性的艺术的大师,对于那些德国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艺术应当是客观的,即是应当在一切道德价值之外去表现故事,——这是否定以宗教为目的的艺术"这种理论的人,似乎还轻蔑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