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者的陈映真 试论康雄的三个形象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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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隐忍美学</h2>

《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很有意思。在小说里，写下这个题目的，是康雄的姐姐。她是这篇小说的唯一的叙事者。读者要了解康雄，必须经过她。她怎么叙述，康雄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她非常重要。

从小说里看，她写下康雄，是为了告别康雄。一开头她说，她要来写点关于康雄的东西，但是一看康雄的日记，她就忍不住哭。结尾的时候，她说想给康雄修墓园，修好了，她就能好好过日子了。她想借着对康雄的回忆来告别他，同时她要告别的，还有那个曾经和康雄一起追求过的自己。她不是一个静态的叙事者，她的内心也在发展。

所以这篇小说有一个奇怪的结构，就是姐姐和康雄之间的相互制约的结构。小说写的是康雄，但是康雄已经死了，姐姐带着内心的挣扎来写康雄，康雄作为主体不能说话了，他的日记也只能经由姐姐的回忆被片段性地展示。他的形象被限制在姐姐的叙述里。同样，姐姐是小说唯一的叙事者，从小说里可以看到，她是从一个与穷画家相恋的少女变化成嫁给富人的少妇。她的形象在发展，但是她的变化紧紧地受到康雄的制约，她在看自己的眼光里一直有着康雄的眼光，她的主体也没办法从康雄的生死里跳出来。在这个相互制约的结构里，姐姐和康雄这两个主体都是受到压抑和限制的。他们都没办法全面地展开，但同时，他们也没办法全面地隐藏。从姐姐的一面来看，她从前与穷画家相恋的自己、康雄的死和现在富足生活之间的张力让她不得不说话，她的过去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康雄的死让这个不同变得更难跨越，她必须借着回忆来与康雄的死和解，以继续生活。康雄和她的形象就由此出现。

我觉得这是陈映真小说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让主体在被迫和被制约下表现自己。陈映真把这个方法运用在结构、故事、场景和人物塑造上面，形成了他的小说的一种美学风格。《面摊》也是这样。故事的最后，警察不要面摊找钱，妈妈去追，小说没有交代追上了没有，爸爸说：“他是个好人。”病孩子又咳了起来，这时候妈妈忽然就哭了，她的哭里有许多的内容，冷漠的都市、压迫性的权威体制、病重的孩子、权威体制里的好人、遥远的故乡。整篇小说的内容压下来，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感情，最后借着妈妈的哭爆发出来。她哭的理由是被小说的叙事限制住的。她可能为某一点，也可能为这全部的生活。读者只能自己感受。而这眼泪，又连爸爸和孩子都没意识到。陈映真把这场哭限制住了，把作为主体的妈妈也限制住了。他只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些冲破了压抑的东西。

在无法言说的地方言说，这是陈映真的位置。从这个位置出发，陈映真获得了一种形式，我把它看作是一种隐忍的美学。陈映真极少让人物大段大段地自白。他的人物总是处在一种被迫和压抑的状态下，隐隐约约地说出一些话来。这大概也是陈映真自己的状态。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家，而且起步很早。他少年时就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他把这种转变形容成“豹变”。这个形容是很有意味的，意思是你们都是人，而我已经是个豹子了，我已经和你们不同了。但这豹子，却又在人群里，他怎么表达？他怎么表达一种人群不熟悉的，而且已经被禁止的声音？这是陈映真的困难。

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下，这个自学成才的少年左翼怎么开口？他怎么来说一些没有办法说的东西？陈映真自己对此的描述是，“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开了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陈映真大概是个硬骨头的人。他直面了这个困难，并且把它内化在自己的写作里。所以我把陈映真这种隐忍的美学看成是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和他内在的左翼理想碰撞的一种结果。这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压抑和扭曲状态下依然顽强生长的东西。

<h2>三个康雄</h2>

我把康雄的形象分成了三个阶段：反叛者——空虚者——殉道者。我想从这三个阶段来把握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的第一句话是“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少女，一个是日记。对应到康雄这边，他是个“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写了“三本日记”。康雄在日记里写道：“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而姐姐受到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小说交代得很清楚，这一对贫穷的姐弟，在青春的时候，以日记来反抗现实。他们是两个年轻的反叛者。同时小说里还隐含了两个模糊的反叛者，他们是这对姐弟的父亲和姐姐的画家男友。父亲是个“独学而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画家也会说康雄那样的“奇怪但有趣的话”。小说暗示了父亲和画家都有与这社会格格不入的一面，坚持自我并在寻找发言的机会的一面。所以小说一开始呈现的是一组反叛者，而不是一个。这一组反叛者都是独自战斗的，社会没能给他们反叛的条件和基础。陈映真很快就把两个模糊的反叛者处理掉了。父亲转向了宗教，而画家因贫困休学，卖身给了广告业。接着姐姐也因康雄的死，忽然决定嫁给一个富人。这四个反叛者的结局很清楚，父亲是信教，姐姐是结婚，画家是工作，康雄是自杀。除了康雄，其他三人都回归了社会，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里可以读出来的意思是，50年代的台湾，在冷战结构下，不存在反抗社会的空间。而在小说内部，也可以看出，康雄的死是不被理解的，也是被重重包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