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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由于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先驱者们持续不懈的努力,虽然有“第175条”的威胁,有社会上的鄙视和偏见,但是毕竟营造出了20年相对宽松的环境,所以柏林在此期间成为同性恋的世界之都。
在法国,由于法律不对同性恋治罪,自然就无须希尔施费尔德等人的运动,但这却也使得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史上相对显得乏善可陈。法国的同性恋运动——如果一定要寻找这样的运动的话——主要是以少数名人的活动为轴心的。而这样的名人,似乎主要也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两人。普鲁斯特在文学才能被肯定的同时,受到一些指责,要他为文学中的同性恋“时尚”负责,他被指责为“是一个病态的人、知识分子中的堕落者”。而纪德经常被法国同性恋者引为同类,他的作品《哥利东》(<i>Gorydon</i>, 1924)引起争议,使他被归入同性恋作家的行列。事实上纪德本人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者。
相比之下,英国的同性恋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状态。论政治运动比不上德国,论名人轴心比不上法国,但是同性恋在英国贵族中却是很有传统的。“英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在各方面都是同性恋的,除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英国的贵族“公学”制度,被视为滋生同性恋的温床,九大著名公学中七所是寄宿制的,各校同性恋盛行。从这些学校出身的英国贵族男性从少年时代起就视同性恋为家常便饭,再将此风带往牛津、剑桥。难怪许多描写20世纪初期英国贵族生活的小说、电影里,总有同性恋之类的主题,比如2008年的影片《故园风雨后》(<i>Brideshead Revisited</i>,又译《欲望庄园》),就描写一个颓废的英国侯爵之子,先在学校与男同学相恋,后来又与妹妹乱伦,然后酗酒,处处与想要他走“正道”的母亲为敌。这些作品如果孤立来看,似乎相当“腐朽没落”,但是放到那个时代的有关背景中再来看,就显得更容易理解了。
同性恋史上的布卢姆斯伯里
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原是伦敦中北部的居住区,现在经常被用来指称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上流文化人圈子,这个圈子与同性恋也有不解之缘。
1905年,弗吉尼亚·伍尔芙、瓦内莎·贝尔(前些年在中国引起官司的、著名的“K”的英国情人朱利安的母亲)等人发起,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举行的周四晚会,被视为这个圈子成立的标志。对中国读者而言,布卢姆斯伯里的著名人物除了上述两位女士之外,比较熟悉的似乎只能数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了——正是那个经济学家。
定期聚会搞搞沙龙,在上流社会本来不足为奇,“但是布卢姆斯伯里同时发展出一套性学理论和私人关系,质疑了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基础”,这才是布卢姆斯伯里的引人注目之处。这个圈子里的男性成员大部分是同性恋者,女性成员中,至少伍尔芙是有同性恋倾向的——难怪她会写出《奥兰多》(
<i>Orlando</i>)这样奇情异想的作品。据说小说《奥兰多》以女诗人维塔为原形,书中很多情节都以维塔的经历为素材,但是主人公奥兰多身兼两种性别,这种暧昧的雌雄同体似乎暗喻着伍尔芙本人的双性恋情结。1992年的同名电影选择了身兼两性之美的女演员斯文顿(T. Swinton)来饰演奥兰多,可谓深谙其旨。
那么在戈登广场46号的客厅里,通常在谈论些什么呢?首先是关于性问题的完全的言论自由,瓦内莎·贝尔写道:“大家可以毫不皱眉地谈论亲吻、肛交、口交和爱抚。”伍尔芙说:“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男色’这个词不断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和谈论善良本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有影响的性学家、前些年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学说,在这里也在被讨论之列——据说有人怀疑霭理士也是同性恋者,“他生活中的所有女性都抱怨他缺乏阳刚和性欲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