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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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惊人的是，亚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国名下得奖，而非以本籍获此荣衔（事实上在美国得主里，身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为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自然科学家讲的是同一种国际语言，采取的是同一种研究方法，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那就是反使他们大多集中于一两处拥有合适设备资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数几个高度发达的富国之内，其中尤以美国为最。当年的大灾难时期，世上的天才智囊为了政治理由纷纷从欧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来，主要却是为了经济原因由贫国改投富国。[3] 这一趋势并不足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总科研开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少得可怜，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

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里，科学家的分布也渐渐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为人口及资源集中（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则由于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之下，无形地在教育机构中形成了一个等级，或所谓寡头阶级。50年代和60年代时，美国半数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负盛名的大学研究院，因此愈发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轻科学家趋之若鹜。在一个民主的民粹世界里，科学家却成为社会上的精英阶级，集中在数目极少、资助很多的几处研究圣地。作为“科学族”，他们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因为对他们从事的活动而言，沟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谈”），是最重要的中心条件。于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活动对非科学家的外人来说，越发如谜，奥不可解——虽然作为门外汉的一般凡人，借着大众化的介绍文字（有时由最优秀的科学家本人执笔），拼命地想去听懂。事实上随着各门科学的日益专深，甚至连科学家之间，都得靠学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释自己本行之外的发展动态。

20世纪对科学依赖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谓“高级／精深”科学，即那种不能从日常经验取得，非多年训练无法从事——甚至无法了解——最终以研究进修为最高顶点的知识学问，与今日相比，实际应用范围极狭窄，直至19世纪末时才开始改观。17世纪时的物理学和数学，主宰着工程师们；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18世纪末期及19世纪初期在化学和电气方面的发现，已成为工业及传播不可或缺之物。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探索，也被认为是必要的前锋，甚至可带来科技上的进步。简单地说，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早已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的核心；虽然一般实际之人，并不晓得该把这些科学理论成就如何应用是好。唯一用途，只能在恰当时候派上用场，转为意识形态发挥：例如牛顿定理之于18世纪，以及达尔文学说之于19世纪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继续为生活经验、实验、技能，以及训练过的常识所主导，充其量，也只能将人生累积的现有最佳方法技巧，有系统地传播而已。其中包括农业、建筑、医药，以及其他各种供应人生需要及享受的多项人类活动。

但是到了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情况发生了改变。进入“帝国的年代”，不但现代高科技的雏形开始出现——单举汽车、航空、无线电广播、电影等为例足矣——现代科学理论的轮廓也于此时成形，如相对论、量子论（the quantum）、遗传学（genetics）等等。更有甚者，连最奥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学发现，如今也被视为可以有立即实际应用的潜能：从无线电报到X线的医学用途，都是深奥理论应用在实际技术上的实例，两者都是19世纪90年代的发现。不过，尽管“短20世纪”的高等科学面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见；尽管新世纪的高等技术，也已潜藏在高等科学之中，但是就当时来说，后者毕竟仍不是一件时时处处不可缺少，没有它难以想象每日如何生活行动之物。

然而，这却正是时至今日，当两千年正近尾声之际的现象。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经看见，建立于高级科学理论研究之上的应用技术，垄断了20世纪下半期经济的兴旺繁荣，而且此景不限于发达世界。若没有已达目前农艺之境的遗传科学，印度和印尼两国，便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喂饱它们爆炸般增长的人口。到20世纪结束时，生物科技已成为农业和医药领域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类先进科技的应用，给人印象最深之处，即在其根据的理论及发现本身，根本远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范畴之外（包括最先进最发达国家在内），所以事实上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也许几十位，至多数百名——从刚一开始，就能领悟到它们可以应用在实际用途之上。当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发现核裂变时，甚至连某些物理界最活跃的成员，例如伟大的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也怀疑这项发现能否在和平或战争上找到实际用途；至于眼前直接的应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当初深谙其潜在用途的物理学家们，不曾把这项发现告诉将军和政治家，这类武夫和政客铁定永远懵然不知——除非后者本身也是高级物理学家，不过此事极不可能。再以图灵（Alan Turing）1935年那篇为现代计算机理论奠定基石的著名论文为例，本来也只是数理逻辑学家（logician）纯理论性的初探而已。战争爆发，给了他及其他科学家试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机会，主要是为破译密码。然而当图灵论文初发表时，除了少数几名数学家外，连有兴趣一读之人都没有，更别说予以重视。甚至在他自己的同事眼中，这名外貌粗拙、脸色苍白的天才，当时不过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后进新人，根本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记忆里的他，绝非如此（可是他谢世以后，在同性恋者圈中却广受膜拜，颇有一代圣者之势）。[4] 事实上，甚至当科学家的确在尝试解决众所周知的重大问题时，也只有极少数的聪明人，在与世极为隔绝的知识圈中，清楚知道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记得当年作者在剑桥从事研究时，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二位学者，也正在该处进行其著名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the Double-Helix）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一经发表，他们的成就立即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决定性的突破。虽然我甚至记得，当时曾与克里克在应酬场合碰面，可是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却懵然不知就在离我们学院大门不过数十码处，那个我们每天走来走去经过的实验室里，以及我们每日闲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酝酿着一项非凡的发明。我们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于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而是从事这类高深活动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为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既不可能有任何贡献；对于他们遇到的难题，恐怕更连听都听不懂吧。

然而，不论科学发明多么艰深难懂，一旦发明出来，便立即转向实际科技用途。因此，晶体管是1948年固体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结晶的电磁性质）产生的副产品（8年之内，发明者便荣获诺贝尔奖）；正如1960年发明的激光，也非来自光学研究，却是研究电场中分子共振的附带结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发明人，也很快得到诺贝尔奖。而剑桥和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于低温超导的研究获此殊荣。1939—1946年间战时的研究经验证实——起码对盎格鲁—撒克逊裔而言——只要将人力物力资源大力集中，再困难的科技难题，也可以在几乎不可能的短时间内解决。[5] 于是更加鼓励了不计成本，只要于战争有利，或于国家名誉有益的各种先锋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计划）。因此，越发加快了实验室科学转为实用技术的速度，其中某些项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广泛。激光，就是实验科学快速摇身一变，成为实用技术的最佳例证。1960年首次于实验室中出现，到80年代末期，已经以激光唱盘（compact disc）的形态推广到消费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脚步更快。脱氧核糖核酸再制的技术（DNA recombinant）——就是将一种生物基因，与另一种生物基因组合合并的技术——其实际用途的应用性，1973年首次获得认可。不到20年的光阴，生物科学已经是医学和农业研究上主要的投资项目了。

更有甚者，全息理论及其应用的爆炸性增长，使科学新发现如今更以越来越短的时差，转变为种种终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实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组连傻瓜也会按的键钮，只要按对了地方，就可以触发一连串自我行动、自我校正，甚至能够自我决策的程序，并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术，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实更理想的情况是，这一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盘设定，完全不用人插手，只要在出错之时更正即可。90年代超级市场的结账台，就是去除人为行动的最佳例证。收款员只要会认钱，知道什么是元角分，什么是一元十元，再把顾客递来的钱数，打进收款机即成。自动扫描机则将商品上的条码转成价钱，全部计算好，再从客人所付的金额减去，然后便告诉收银员该找多少零钱回去。这一连串程序背后的实际操作，其实极为复杂，要靠一组非常精密详尽的软硬件设备才能进行。但是除非出了什么差错，这一类20世纪末期的科技奇迹，往往只需收款员认得基本数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以及耐得住无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识字，更不用有学问。对收款员来说，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机器怎么知道客人该付多少，自己又该找多少，根本无关紧要，虽不懂也不必懂。他们的操作条件，并不需要知道其背后的所以然。魔法师的徒弟，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学问不够了。

就实际目的而言，超级市场的结账台，的确代表着20世纪末期人世的常态。先进前卫的科学技术奇迹，不需要我们有任何认识，也不需我们进行任何修改——就算我们真的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就可以轻松使用。因为别人会替我们，甚至已经替我们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们本身是这一行或那一行的专家，即也能够设计、制造，或如果东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面对着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学技术结晶的产品，也不得不屈就门外汉的身份。而且，即使我们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奥妙原委，事实上这份知识也无必要，与我们实际的操作使用毫无关系。就好像扑克牌到底如何制造，对一名（诚实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义可言？传真机的设计（为什么洛杉矶塞进一张纸头，伦敦就如样复制吐出一张），乃是为了那些对其中道理毫无概念者所制造。同样的传真机，换由电机系教授使用，也不会因此便产生更佳的效果。

因此，通过紧密联系人类生活行动的实用技术，科学每天都向20世纪的世界展示着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无所不在——就像安拉之于虔诚的穆斯林一般——甚至连最偏远的人类社会，也知道晶体管收音机和电子计算机之为何物。人类这股可以产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于何时成为共有的普遍意识，说法虽然纷纭，尤其在“发达”工业社会的都市里，确定时日更不可考，不过一般来说，肯定从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即已存在。无论如何，20世纪，是一个科学改变了世界以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