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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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争议根本无关宏旨。因为科学家都知道，科学研究，决非无边无垠，完全自由。不说别的，单就研究本身，必须依赖有限资金的提供，便可明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有人告诉科学家什么可做，或什么不可做；却在提出限制及方向者，究竟属谁，并依据何种标准提出。其实对多数科学家来说，他们所在的研究单位，往往是由公共资金直接或间接支付，因此其监管大权，是在政府手中。但是不论政府多么真诚地致力于自由研究的价值，它的取舍标准，自然与普朗克、卢瑟福或爱因斯坦所认定的不同。

政府取舍的标准，依据先天的定义，不在“纯”研究本身的先后次序——尤其在这种研究所费不赀时——更何况全球大景气结束之后，甚至连最富有的国家，其收入也不再持续攀升，领先于它们的支出，人人都得开始做预算了。而其标准，不是也不能是“应用”研究的先后次序——尽管其中雇用了多数的科学家们。因为总的来说，这一类研究并非以“拓展知识”为动机（虽然有可能附带达到）；它们的目标，乃是为了实用目的的需要寻求解答——比如为癌症或艾滋病找出某种治疗方法。在这里，研究人员追求的课题，并不一定是他们本人感兴趣的课题，可是却具有社会功能或经济效益——至少，也是那些项下有钱的研究科目（虽然私下里他们也许希望，这些工作可以带他们回到基本研究的本行上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再空喊高调，主张人天生就需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探索心、实验心”（Lewis Thomas in Baltimore，p.44），因此若对研究加以限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云云；或夸夸其谈，认为知识大山的高峰，一定得去攀登，不为别的——借用典型登山迷的话——“就因为山在那里”，这实在只是玩弄虚夸的辞令了。

事实的真相，在于“科学”之海（所谓科学，多数人是指“硬性”的自然科学）实在太浩瀚了，它的力量实在太大。它的功能，实在不能为社会及它的出钱人所缺少，因此实在不能任由它去自行设法，自行其是。科学所处状况的二律背反在于20世纪的科技大发电厂，以及因它而生的经济成就规模，愈来愈倚靠那相对而言人数甚少的科学家们。可是在后者心里，因其活动而产生的巨大后果，却属于次要考虑，有时甚至近乎微不足道。对他们来说，人类能够登月，或能将一场巴西足球大赛的图像，发射到人造卫星，再传往远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屏幕上供人观赏，实在无足兴奋，远不及下面这项发现有趣：在寻找传播干扰现象的解答之余，意外验明，确有某些天体背影杂音存在，因此证实了某项有关宇宙起源的理论。然而，正如古希腊著名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一般，科学家们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不能了解，也不在乎他们的作为的世界；这种现象的形成，他们其实有份。科学家大声疾呼要有研究自由，却正如为其城叙拉古（Syracuse）设计兵器御敌的阿基米德的抗议呼声一般，对侵略者的兵丁毫无意义——这些敌兵，对他的呼声不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把我的几何图给搞坏了。”），径自将他杀死，——他的心意，固然可以理解，可是却不见得切合实际。

唯一能够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手中那把钥匙，那把可以开启变动天地的巨大能力的金钥匙。因为这股力量的施展，似乎越来越得靠着这一小群令外人费解却拥有其特殊恩赐的精英，并且得让他们尽情发挥才成——跟一般人相比，他们对外在权力财富的兴趣较低（不过到了20世纪的后期也改观了），但是依然不减其令人费解之处。但凡在20世纪之中不曾如此行动的国家，都因此懊悔不已。于是所有国家，不遗余力，都大力支持科学发展。因为不像艺术及大多数人文活动，没有如此维护支持，科学研究势必无法有效进行，虽然它一方面也尽量避免外来的干涉。可是政府，对终极性的真理没有兴趣（除了那些基于意识或宗教立国者外），它们关心的对象，只是工具性、手段性的真理。它们之所以也乐于资助“纯”研究的项目（即那些眼前无用的研究），充其量只是因为有一天，这些研究可以产生某些有用的东西。或者，是为了维系国家名誉。因为即使在今天，追求诺贝尔奖的重要性，毕竟依然优先于奥运会奖牌，是一项甚为世人所重的荣衔吧。因此，这才是今日科学研究和理论的胜利构造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也唯有靠着它们，20世纪，才将于后世被人缅怀为一个人类创造了进步的世纪，而不只是一片人类悲剧的时代啊！

[1] 当时苏联的科学家人数比欧洲更多（约有150万人）。

[2] 有3名诺贝尔奖得主，均得于1947年之后。

[3] 麦卡锡白色恐怖时期，美国也一度有过人才外流。此外苏联集团（匈牙利于1956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苏联于80年代），也不时偶有大批政治叛逃事件。民主德国的人才，也有固定流向联邦德国的现象。

[4] 图灵于1954年自戕身亡，起因是被判定有同性恋的行为。在当时，同性恋仍被视为罪行，是一种可以用医药及心理疗法治疗的病态。图灵因无法忍受强制加诸他的治疗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不过，与其说他是60年代之前视同性恋为犯罪的英国社会的受害者，不如说他被自己的无知所害。他的性爱癖好本身，不论是住校求学期间，还是国王学院、剑桥，以及战时生活在布莱切利（BletchIey）密码破译部门那一群有名的奇人怪士之中，其实并不曾为他招来麻烦。总之，战后在他前往曼彻斯特之前，他的生活方式，在他生活的小圈子里始终安然无事。只有像他这种不知世事，不清楚多数人生活所在的真实世界为何之人，才会糊涂到跑去向警察告状，抱怨他一位（暂时）男友抢占了他的公寓。警方才有机会一举两得，同时逮到两名不法之徒。

[5] 现在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纳粹德国之所以造不出原子弹，并非因为德国科学家不知道如何去造，或不曾尝试去造（勉强程度不一），却是由于德国的战争机器，不愿意或不能够投入必要的资源。他们放弃了这项计划，改制成本效益似乎较为集中、回报也较快的火箭。

[6] 就这方面而言，理论与实际差距之大，实在惊人。因为实际上并不怕冒相当风险的人们（如坐在行驶于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内，或搭乘着纽约地铁），却因为阿司匹林在极少情况下可能有副作用而坚决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