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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感动，乃往从之，……有子贤良而老寿也。（引素女）
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引彭祖）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引《洞玄子》）
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家的上述坚定看法，恰恰与现代科学的常识相反——因为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在这段日子里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认为宜于受孕怀胎的“月经后三（五）日”，正是现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认为没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虽然上面所说的谬误持久而普遍，但中华民族照样人丁兴旺，多子多孙，那是因为性交毕竟还有别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会在别的日子里性交，结果倒怀上了孩子。而谁要是严格地“遵医嘱”，平日节制情欲，只为“种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了。
明末顾炎武五十九岁尚无子嗣，他晚年纳妾求子而失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顾炎武此举的“医学顾问”是名医傅山，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传世至今，其中同样是月经后三五日而交则有子的传统谬误；顾炎武纳妾是为求子，非宠嬖其女色也，故不难猜想顾老先生平时定然情欲几无，只为“种子”才行性交，结果却是“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孩子却终于未能怀上。最后顾炎武十分后悔，乃立侄为嗣，将妾嫁掉了事。
反对避孕与堕胎的文化传统
关于避孕和堕胎的历史，若谈技术手段，自然主要着眼于如何让避孕与堕胎措施有效；而谈思想观念，则主要就是对避孕与堕胎的反对与谴责了。
古代印度著名的《爱经》（<i>Kama-shastra</i>，又名《欲经》、《性典》等），非常全面地讨论了与性爱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调情、做爱、春药，甚至谈到了降低性欲的药方，但是唯独没有谈到避孕和堕胎。因为此书反映的是古代印度比较正统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体系中，一个孩子的出生是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表现，而避孕和堕胎会对轮回转世、因果报应造成致命的干扰，是很难被容忍的，更不用说提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