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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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阵营”的隔绝，根本原因自然出于政治原因。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视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头号敌人，一旦世界革命实际可行，务必灭绝铲除。但是梦想中的革命并未实现，苏联反遭隔离，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所包围。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几国政府，也多致力于防范苏联这个全球社会主义制度中心，日后且必欲去之而后快。苏联政权直至1933年才为美国正式承认，足以证明它在后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当一向作风实际的列宁，在事实上已经紧急到准备大让步，以求国外资金帮助苏俄重建经济之际，这番努力却全告惘然，因此年轻的苏联，事实上非走上自足式的发展之路，与其余的世界经济体制隔绝不可。矛盾的是，经济隔绝的事实，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它的与世隔绝，使得它幸免于1929年华尔街崩溃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大灾难。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响经济，强化了苏联经济的隔绝性。更有甚者，1945年后连苏联翼下的世界，也被卷入这同样的孤立形势。冷战开始，东西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关系宣告冻结。事实上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最微不足道（或绝密）的事情之外，事无巨细，均需经过彼此政府的严密控制，因此两边贸易全为政治关系所左右。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才与外界更广的经济世界有所交流。如今回望从前与外隔绝的经济天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正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结束的开始。然而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当年历经革命洗礼及内战重生的苏联经济，其实并非没有理由与另一世界经济体系产生较事实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纵观全球，就有芬兰的实例证明，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与西式经济密切联系的共存可能——芬兰从苏联进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达其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并以同样比例输往苏联。然而史家在此所关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可能”“或许”的理论假设，却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俄国的新主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初从不认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绝之中求生，更不曾将自己设想为任何一种自足性集体经济的核心。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各项条件之中，在这个硕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碉堡里面一样也没有，反而成了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为，俄国革命，势必引发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之火，因为后者已经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如本书前面所述，1917—1918年，这种形势似乎的确蓄势待发。而列宁当时惹人争议的举措——至少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曾为此争论不休——看来也不无几分道理。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路上，莫斯科只是暂时的指挥中心，一旦时机成熟，其永久总部应该迁往柏林。同理，难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参谋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并不是俄语而是德语了。

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一时之间，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得胜地盘就只有苏俄一处了（不过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显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业既不可期，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目标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尽快将其落后贫穷的祖国改造成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为完成这项使命，第一任务便是打破迷信，扫除文盲，加快进行科技及工业的现代化革命。于是乎，建立在苏维埃制度之上的共产主义，其目标基本上便成为改造一个落后国家使其成为现代化国家。如此全力集中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手段，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眼里，也颇有几分吸引力。当时，后者正陷于莫大的灾难，惶惶然寻找重振雄风之路，苏联模式对于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问题而言，更有直接意义，因为苏俄落后的农业社会，正是这些国家的影子。苏联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在国家统筹和中央计划之下，超高速发展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各项基础工业及基本建设——似乎正是针对其难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仅在本质上比底特律或曼彻斯特模式为佳（因为它正代表着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更为合宜，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私有资本及大量私人企业的国家。于是“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发挥，大大鼓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才脱离殖民地位的新国家，其政府排斥共产主义之余，却拥抱社会主义（参见第十二章）。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除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民主德国，以及匈牙利（匈牙利的开发层次，较前二者稍低），一般属落后的农业经济，因此苏联这一张经济处方，看来也很合用。于是各国领导人物纷纷行动，真心实意，热情地投入这场经济建设的时代大潮之中。同时，苏联的处方似乎也颇为有效——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尤其在3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之迅速，胜过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15年间，“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速度，也远较西方为快。其势之盛，使得苏联赫鲁晓夫得意之余，以为只要其国经济增长曲线继续以同等比率上扬，社会主义生产领先资本主义之时，指日可待，甚至连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不得不如此相信。回到50年代，持相同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一位，很多人相信这种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有趣的是，遍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从不见两位导师在任何一处，提及日后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指导原则的“中央计划”，以及以重工业为第一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发展。当然“计划”，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里原属理所当然的内在属性，此事自不讳言。不过回到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正忙着与资本主义对抗之际，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取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自己虽然已经一脚踏进社会主义，却并不急于冒险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处。只因紧接着内战烽起，形势骤然逆转，大势所趋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国工业国有化，以及接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而布尔什维克政府才得以筹措资源，指挥全军，与反革命和国外势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凡是战时经济——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和国家的计划与控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列宁的计划灵感，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不过我们也已看见，德国模式恐怕并不是当时这一类经济模式的最佳案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政策，自然在原则上便倾向公共财产及公共管理的手段，并废除市场及价格的经济机制。更何况一场全国性的战事骤来，在毫无准备之下，资本主义特征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完全不具备仓促应战的能力。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内，的确也有几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便认为内战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基本架构的绝佳时机。危机时期经济的严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资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资，如面包、衣服、车票等的限额配给，种种斯巴达式的一面，也都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先兆。事实上，待苏维埃政权在内战（1918—1920）战火中得胜再生之际，不管眼前的战时经济一时之间多么管用，再往前继续走去，这条路子显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民反抗军队征用粮食（枪杆子是战时经济之本），以及工人反抗生活的艰难。另外部分原因，则在于战时经济的手段，根本无法使这个等于已经毁灭的经济复苏：几年的兵荒马乱，苏联钢铁产量从1913年的420万吨，跌为20万吨。

列宁其人，行事作风一向实际，于是从1921年他宣布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于重新引入市场原则。事实上——套用他自己的话——从“战时经济”退出，进入“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阶段。然而这个时候，苏俄本不如人的经济再受重挫，规模一落为其战前十分之一（参见第二章）。大规模工业化，以及由“政府计划”达到这一目标的双重需要，自然便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经济政策”虽然解散了“战时共产主义”，但是由政府强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却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计划的机构，“俄罗斯电气化国家委员会”（the State 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即于1920年成立，其任务自然是科技的现代化。可是次年成立（1921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Gosplan）的目标却极为广泛，该机构一直以此名存在，直到苏联解体。它不但是所有国家级计划单位的主管单位及指导者，且成为20世纪国家宏观经济的总枢纽。

“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曾在苏联引起激烈的争论，到了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初期，再度掀起争论高潮——不过这一回争端的原因却完全相反。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显然被众人视为共产主义败退的标志，至少也表示在高速大道上前进的队伍，被迫一时逸出正路。至于如何再重回正道，路径方向却不甚明确。激进派人士，例如和托洛茨基一路之人，主张尽快与新经济政策分道扬镳，并提倡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行动，这项意见最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得到采用。而中间一派的温和人士，以布哈林为首，则将战时共产主义年代抛在脑后。对于苏联的现状，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事实：革命之后，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受小农文化的主宰，布尔什维克政府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中运作，在政治经济上的受限可想而知，因此这派人士赞成“渐变”。而列宁本人的看法，自1922年他突遭病变之后，便无法再清楚表达，他1924年初便谢世了。可是在他难得可以表示一些意见的时候，看来似乎是站在“渐变”一边。而另一方面，80年代的辩论，却属于一种回溯性的探索，想从历史的角度，为当年实际继“新经济政策”而起的斯大林路线，另外找换一条社会主义的可能选择，即一条新路，一条与20年代左右两派不同的社会主义之路。抚今追昔，当年的布哈林俨然便是日后的戈尔巴乔夫的原型。

不过这些争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如今回头想，我们发现一旦“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攻克德国这块重地之后，在苏联境内建立社会主义力量的立论也便失去效用。更糟糕的是，内战下残存的国家，比革命之前沙皇统治下的境况还要落后。诚然，沙皇、贵族、士绅，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扫地出门了，200万人逃到国外，造成人才流失，苏联国内知识分子中坚元气大伤。在革命的浪潮之下，一扫而空的还包括沙皇时代累积下来的工业建设。连带而去的，尚有大量工厂工人，他们所提供的社会及政治实力，是布尔什维克赖以起家的基础。革命和内战接连而来，工人伤亡惨重，不幸未死者也四下流散，或由工厂转而坐上了国家和党的办公桌。残留下来的国家，是一个灾难更深于以往的国家。苏俄大地上，是死守一隅，完全缺乏革命动力的无数农民，居住在一个又一个回头走老路的农村里面。对于农民大众而言，革命则赐他们以土地（此事根本与早期马克思派的判断相违）。更干脆一点的说法是，1917—1918年间土地为农民所分配占有的事实，被革命视为胜利及存活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就许多方面而言，“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失为这个农业国家一个短暂的黄金年月。高悬在农民大众之上的，则是已经不能再代表任何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观事一向清楚，深深体会到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唯一可恃者只有一个事实，即是苏维埃政权有可能继续作为被众人接受的既存政府。除此之外，它一无所有。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真正在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却是一群能力不足的大小官僚，而且平均而论，这些官僚的教育和其他水平都比以往为差。

如此政权，能有什么选择？更何况它还在国外政府和资本家的重重隔离之下。国家的资产及投资，也被革命尽数征用。说起来，“新经济政策”在重建已经毁于1920年的苏联经济上，成就极为出色。到1926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大致已恢复战前水平——虽然事实上其战前水平也没有多了不起。一般而论，它还是如它在1913年般，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前后均占82%）（Bergson/Levine，1983，p.100；Nove，1969）。这个比例庞大的农民人口，他们想向城里卖什么，买什么；他们打算把多少收入存下来；那些数以百万计留在农村生活，而不愿进城做穷人的民众，又有多少打算离开田地：他们的动向意愿，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前途。因为除了所得税外，这个国家毫无其他任何投资资本及劳力资源。政治考虑除外，“新经济政策”若继续实施下去，不论修正与否，最多也只能达到差强人意的中度工业建设。更有甚者，在工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之前，农民百姓可向城市购买的货品极为有限，自然情愿坐在老家吃喝，也懒得将所余售出。这种情况称为“剪刀危机”，两刃齐下，终于把“新经济政策”活活扼死。60年后，一把类似的剪刀，不过这一回却是一把“无产阶级”牌剪刀——同样窒息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苏联工人问道：为什么去卖力提高生产，去挣更多的工资？工资再多，国内经济也做不出足够的像样东西，吸引他们购买。可是相反地，苏联工人若不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又哪有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