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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是寡头政治的时期。寡头政治并非发轫于康熙帝时期，也非开始于清朝。有史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实行寡头政治。在中国，时代愈靠后，寡头政治发展愈快。明朝狼狈不堪的亡国也是寡头政治招致的败局。
兴起于唐宋时代的高级文官考试，即科举制度成为制造政治寡头的温床。听起来，公平地选用人才是好事情，但为了参加检验在经典古籍方面的教养的科举考试，人们至少要进行十年以上的学习。若不是在经济上和时间上都有充分保证的上流阶层，就会因为实际问题而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不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成为官吏，即使成为官吏也无法指望能出人头地。考中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人，凭借一己之力便可以敛聚钱财；与此相反，若是没有一官半职，仅仅想要维持手中的财产也困难重重。因此，财产、官位、教育和文化都向特殊阶级集中起来。政治为这个特殊阶级服务，舆论也拥护这个特殊阶级。
官吏们先是因为拥有万贯家财才做了官，接着又因为做了官而敛聚起万贯家财。究其原因，若不与官吏勾结，就无法建立任何企业。无论是商业、工业还是矿业，为了和官吏疏通关系，都要耗费巨额资金。于是，与政府权力紧密联结而成立的企业，例如，像盐业一样的垄断企业，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当然不是为了兴办正规企业而积蓄的资本。其中大部分被政治寡头揽入怀中，只能促进毫无意义的消费罢了。因此，企业家为了弥补向政治寡头上供所造成的损失，或怠慢国家税收，或向下榨取劳动成果，不得不从这两种方法中选取一种。若是允许资本家偷税漏税，则国家财政必定会破产；若是榨取劳动走向极端，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在大多数王朝的末期，这两种现象并存。
在清朝的历史上，从内部观察处于兴盛阶段的康熙帝时期可以发现，政治寡头的暗中活动十分活跃。前文业已提及的皇太子的悲剧也只是与之相关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是在朝廷上掌握实权的大部分满族人还没有充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被汉人的政治寡头所操纵的结果。将明珠和索额图等满族人出身的寡头大党魁推举上台的，说到底还是汉人的寡头们。
汉人政治寡头中最显赫的是徐乾学，王鸿绪和高士奇紧随其后。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他们通过前文所述的科举考试而结党。在中国，随着科举考试的兴起，师生关系发生了特殊的变化。从前，实际上教授学问之人为师，受教之人为弟子。而在科举盛行之时，考官被视为师，考生中的及第者被视为弟子。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私学，对于教授读书作文的教师而言，教授学生是他们的职业，弟子向他们支付了相应的谢礼。换言之，由于这是一种类似商品交易的行为，经常付钱结算，因此这种买卖两清之后再没有留下丝毫恩情和人情。但在科举考试中，朝廷大官因公务而来，让什么风格的答案通过考试全凭考官个人裁夺，能在众多的考生之中对自己的文章另眼相看、产生共鸣并将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是知己，必须一生对其感恩戴德，因此考官才是自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恩师，也是带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首领。如此，在一次次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间结成了师生关系，同时也结成了首领与部下的因缘。原本历代帝王对这种倾向都非常戒备，在科举最后一次考试即殿试中，天子亲自担任考官，进士及第之人便成为天子门生，以此极力防范他们与天子之外的考官建立师生关系。但清朝初期的天子汉学素养尚浅，将考试全权交于大臣之手，因此以徐乾学为首的学者大臣们有机可乘，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庞大组织。
且不论康熙帝对汉文化的理解究竟有多深，他屡次大兴文化事业，编纂卷帙浩繁的书籍。其中十之八九以徐乾学为编纂的总裁官，于是他每每任用弟子为编纂官，编撰事业完成后，部下接受恩赏，被拔擢为高官，或者被任命为考官而奔赴地方。于是，一个无形但如藤蔓一般蔓延开来的广泛的关系网就这样形成了。
天子独裁权的发达与官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天子正是通过官僚机构，才得以成为独裁君主。但是一旦官僚机构形成，君主独裁权就会因官僚机构受到制约。理论上，独裁制下的官僚人人都是天子的奴仆，官吏与官吏之间不应当有私人联系。天子如同扇轴一般，必须将所有人集中于一点，不允许有其他轴心存在。但实际上，以科举为契机，官僚机构形成了几个节点，天子之意尚未传达到民众之前，便在途中遭到种种歪曲，人民的下情在上达过程中也被结节所阻断。天下的政治表面上是以君主之名义运行的，实际上却被官僚组织中盘踞的大小结节即政治寡头玩弄于股掌之间。
从位于官僚群体金字塔顶点的天子宝座的视角，无法轻易发现政治寡头的存在。但从横向的第三者视角观察，这些都清清楚楚。雍正帝到四十五岁为止的藩邸生活，让他仔细看清了政界的恶习：
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这句话一方面让人觉得雍正帝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让人体会到其心情之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