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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之所以要求地方官呈递奏折，也是因为想要准确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他在给陕西宁夏道鄂昌的朱批谕旨中写道：
汝等下僚亦得奏折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于汝责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武是否整饬，［雨旸果否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临境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只须于奏中将有无确据抑或偶尔风闻之处分析陈明，以便朕更加采访［得其实情。等既非本所管辖，欲求真知灼见尔不可得，所奏纵至谬谈失实断不加责。］但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雍正朱批谕旨》第九十二册，鄂昌，以下省略书名，仅从出自何册开始记载）
引文中所提及的鄂昌的叔父鄂尔泰是雍正帝最为信赖的满洲出身的宠臣，但甚至在叔侄二人之间互相告知奏折的内容也不被允许。被派遣到江南第一都市苏州的织造官由内务府任命，委派他们进行隐秘的任务特别方便。雍正帝在给苏州织造李秉忠中的朱批中写道：
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辏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第八十九册，李秉忠）
因此，地方官获许向天子上奏，既被授予了极大的特权，也被强加了沉重的义务。若是忽视了这个义务，就会被雍正帝督促，甚至遭受斥责：
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岁丰歉何故未见陈奏一字。（第七十五册，柏之蕃）尔兄（董象纬）居官惟务巧饰，自到广以来，未具一切实之奏，通省岂无一件可闻于朕之事。（第四十三册，董象纬）
针对奏报雨泽情形：“奏报如此怠缓甚属不合。”（第七十六册，杨鲲）
虽然如此，但地方官若是絮絮叨叨地奏报琐碎的事情，又会被训斥为何上奏如此无聊之事：
朕无暇细览此等琐屑计簿也。（第十三册，费金吾）
尔身任封疆，当知大体。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而不奏闻者。（第十九册，塞楞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