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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存在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地方的农民和城市的劳动者穷困潦倒，无法独立生存。极端地说，他们处于只有将劳动力完全卖给资本家才能勉强苟活的状态。换言之，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资本家之中选拔出来，做学问、中科举、走上仕途之人便是官僚。官僚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因此官僚与资本家的结合甚为密切，官僚掌握政权以拥护资本家，资本家分出一部分利益为官僚做后盾。这种结合从实际的运作方法来看绝不公正，多数情况下采取特权与贿赂交换的形式。
雍正帝企图切断这种结合。支给官僚养廉银，即令其至少可以维持生活的任职地补贴。因为官僚应当是天子的公仆，而不能是资本家的私仆。这样的“新生活运动”在理论上正确无疑、无可置喙，但给过去一直串通一气的官僚和资本家带上了约束的脚镣，双方明显痛感不便。不仅限于这个问题，在清朝，对任何社会问题不满的声音立即会驱使人心转向民族革命和攘夷思想。
曾静事件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他站在社会改革论的立场上，憎恶世上盛行的不正义行为，指出所有社会的不合理不仅是宋、明以来的积弊，更是清朝施政不周的结果，其锋芒直指雍正帝。然而曾静所指摘的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官僚与资本家勾结等陋习也正是雍正帝想要竭力摒除的。这也许是曾静在雍正帝面前最终屈服、雍正帝也赦免了曾静的理由之一。驯服像曾静一般的空想家易如反掌，困难的是驯服社会上拥有实力的人——官僚和资本家。
雍正帝的统治时间仅有十三年，他的王朝按常理说并不是那么短暂的，但与总体而言统治时间较长的清朝其他诸位皇帝相比甚为短暂。但是雍正帝式的施政方式最多只能维持十三年左右可能就达到极限了。我这么说有两层意思。第一，雍正帝这样的天子独断万机，个人能力和健康终究不能持久。雍正帝非常中意的李卫某次叙述下属官吏的无能：
我的布政使彭维新［非懒惰偷安有心迟延之人，］缘此人过于小心。文书收发［柴米琐屑必亲自经手，是以每日办事必至四更仍然诸务丛集。臣见其为案牍所困深加怜惜，］不得不代为办理，而臣有总督之事，［岂能事事周到而保无贻误也。］
对于李卫的抱怨，雍正帝安慰道：
［大笑览之。卿与之同处一城，日逐代一藩司办理事件即云难胜，恐致贻误，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恐致贻误之念更当何如耶？］
其实，连地方官的工作也不得不分担的施政方式只有雍正帝才能够做到，但即使是雍正帝，最终能否坚持几十年也值得怀疑。纵观历史上的帝王事迹，梁武帝、唐玄宗、万历帝在即位之初都是励精图治之君，但中途厌倦，将政事委于臣子，因而适得其反，政治出现日益混乱的倾向。若是雍正帝更为长寿，糟糕的话可能心气一变，对政事草率了事，若不然，则可能因身体有恙，或者老耄昏庸，总而言之，难以维持像从前一样紧张有序的政治光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