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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曹操为相与诸葛亮为相并没有什么两样，即都是丞相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汉献帝固然是傀儡，刘阿斗又何尝有权？至于诸葛亮本人，就连职务也和曹操一模一样，即都是开府的丞相。但是，曹操后来还封了魏公，建了魏国，称了魏王，曹丕还夺了帝位。所有这些事，诸葛亮都没有做。这就大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谁都会认为，曹操的“虚君实相”，其实是为了自己“篡位夺权”，诸葛亮就不是。因为他既没有封什么公，建什么国，称什么王，去世以后也没有把相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诸葛亮的“虚君实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爱国的，你既然没有篡逆之心，那又为什么要把皇帝架空呢？于是一些维护诸葛亮名誉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刘禅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刘禅并非无能的学者，便不免怀疑诸葛亮权欲太重，擅权心切。其实这两种说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愿以最大的善意猜测，诸葛亮的“虚君实相”，乃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丞相做实际上的政府首脑，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西汉初年就有这么一点意思。若如此，则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诸葛亮的蜀国，也堪称当时的“政治特区”。可惜这事只有实践，没有理论，更没有形成法律，即没有真正成为制度。再加上诸葛亮壮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实在让人痛惜。
不过诸葛亮的不幸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的想法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国家又最先灭亡。其实诸葛亮一去世，他的实验就不再继续；蜀国一亡，他的理想就彻底破灭。甚至就连崇拜、缅怀他的人，也是只念念不忘他的“兴复汉室”，耿耿于怀他的“出师未捷”，真正有意义的“依法治国”和“虚君实相”则少有人提起，这岂非不幸？有人说，伟大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我相信诸葛亮也如此。
其实曹操又何尝不是这样。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认为就在于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从阶级关系讲，是庶族的；从意识形态讲，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这个人一样，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历史证明，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就是庶族地主；最适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这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369年试错之后才能实现，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现在我们知道，士族地主阶级为什么那么不待见曹操了。因为曹操挡了他们的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因此，士族地主阶级肯定要将自己满腔的愤怒，都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义，曹操便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奸雄。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恐怕也会两样。可惜曹操太迷恋那最高权力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狱的时候，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言人。这和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然而在我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的两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那么，作为“前浪”的曹操，也就只好“死在沙滩上”。
这可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的希望，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但，历史的长河果真能够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