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五章 秋闱之同考官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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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减二道。
很显然，第一场四书五经，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程度。第二场是为了考察生员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的能力。第三场，是为了考察生员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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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从洪武十七年复开科，便一直沿用至今。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的试卷，全面考察生员，无疑选拔出的举人，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太祖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明确亏定只靠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可见太祖皇帝和刘伯温制定科举细则时，确实是想为国家选出真正的实用之才。
但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乡试阅卷是出了名的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
大明律规定，从八月十二头场试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而录取放榜的时间，不得晚于八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再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
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的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这在明初还勉强可以胜任，因为经过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读书人更少，比如说洪武四年，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应浙江乡试，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四千余人。
而且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的数量决定，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生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