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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阿巴盖尔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中演奏了吉它，不是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而是在年底的白人精英演出中。她母亲对此坚持反对，她很少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丈夫的意见表示反对（除了当孩子们都步入中年而约翰自己也已两鬓染霜时），这事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之一。
“我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她哭泣道，“你、赛茨还有那个弗兰克·芬纳合伙撺掇了这件事。他们倒是情有可原的，约翰·弗里曼特尔，但你是怎么啦？他们是白人！如果纳特·杰克逊让你参加他的沙龙，你甚至还会去镇上和他们喝上一点儿啤酒。她！我知道你这些年来都做了些什么——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你心里受到强烈的伤害时你脸上仍然可以面带微笑。但这事儿可不一样！这是你自己的女儿！如果她身着白色的礼服加入到他们中间却招来他们的嘲笑，你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像对待打算在黑人剧团演出中演唱的布里克·沙利文那样朝她扔烂西红柿，你又会怎么做？当她带着满身的西红柿汁回到家中问，‘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你为什么容忍他们这么干’时你又如何解释呢？”
“好了，丽贝卡”，约翰回答道，“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她和戴维自己决定这事儿吧。”
戴维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902年，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成为阿巴盖尔·特罗特。戴维·特罗特是从瓦尔帕莱索来的一个黑人农场工人。他走了近30公里路来向她求婚。一次约翰·弗里曼特尔曾对丽贝卡说，求婚的愿望让戴维变得更加品行端正，行为得体，他每天就像小马驹一样马不停蹄。很多人都嘲笑她的这任丈夫，说“我们可知道在你们家谁掌权当家。”
但戴维并不是一个唯令是从的人，他只不过是性格内向善于体贴人而已。当他告诉约翰和丽贝卡·弗里曼特尔，“阿巴盖尔认为对的一切事情，我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时，阿巴盖尔对此感激不已，并告诉父母她打算将加入白人演出一事继续下去。
于是，1902年12月27日，在新婚3个月之后，她登上了“保护农业社”大厅的舞台。在典礼主持人宣布完她的名字之后，台下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之前，格雷斯·特里翁刚刚表演了一场优雅的法国舞蹈，在一片喧闹的口哨声、欢呼声和男观众以脚踏出来的节拍声中将她那漂亮的足踝和衬裙一展无遗。
她站在沉闷的寂静当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脸和脖子在崭新的白色礼服的衬托下是如何地愈显其黑。她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她想，“我忘了每一句词，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语，我向父亲保证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哭泣，但本·康维尔就在那儿站着，当他大叫‘黑鬼’的时候，我想我会哭的。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母亲是对的，我已超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大厅里全是白色的面孔，每一个人都抬眼望着她。每一张椅子上都坐了人，最后面还有两排站票看客。煤油灯灯光摇曳。红色的丝绒帷幕忽地一下拉开，又用金色的丝带固定祝
她又想，“我是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特罗特，我演奏得很好，唱得也不错；我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任何人告诉过我。”
接下来，她开始面对着如同止水的寂静边弹边唱“破旧的老十字架”。然后是节奏稍微激烈一些的“我是这般地热爱我的上帝”和更为强烈的“相约乔治亚”。人们开始忘形地来回晃动身子，有一些人甚至开始面带微笑地用脚打起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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