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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万历看来，吕宋的叛乱太遥远，动摇不到自己的龙椅。用矿监税使摧毁工商业、打击东南豪族，才是维系皇权根本的第一要务，所以他万万不会上大臣的当，在大好的局面下半途而废的。
于是，君臣间又一次陷入了互不相让的死结，征伐之事自然遥遥无期。紧接着，长江以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抗税暴动，也将朝野上下的注意力，从遥远的吕宋转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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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叶以来的工商业大发展，带来了一轮快速的城市化。尤其是东南发达地区，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深刻的改变了大明朝的社会形态，也改变了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与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相比，城市里居住的市民，对暴政和危机的忍耐力要低很多。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识觉醒，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土地，一切生活资料，都要靠劳动报酬来购买。一旦遇到经济萧条、商号大面积倒闭，城市中的工作机会便会急剧减少。失去工作的工人，就面临衣食无着的处境。如果再遇上金融风暴，将他们的积蓄一卷而空，工人们就彻底没活路了。
在不知失业救济为何物的当时，城市变成了火药桶，绝望的市民便是桶中的火药，只需一根导火索，一个火星就足以引爆。
然而最早的暴动，却发生在工商业相对落后的湖南长沙。
在长沙搜刮的税使叫马堂，他以四十万两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差事。比起其他大城市动辄百万的成交价，这个价格显然是赚到了。只是这位仁兄忘记了就在两年前，听闻何心隐被捕，蜂拥而至的湖南民众，将东厂衙门包围的水泄不通。
要不是何心隐出面劝阻，东厂的人，以及那一千名禁军，肯定全得报销在那一场。
这一次，世间已无何心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