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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教师生涯中，我致力于推崇简单的思想。小说也好，非小说也罢，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发生了什么事？”读者问。“事情是这样的。”作者回答。“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让一切来得简单点儿。这就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会尽量简约，尽管你必须时刻记住，在德里，事实只是整湖深水上层的一层薄冰。但是，还是那句话：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这样……然后这样。
<h3>2</h3>
星期五，到德里的第二天，我去了中心市场。
等到下午五点，因为我认为下午五点这地方最忙——毕竟，星期五是发薪日，对很多人来说（我指的是太太们；1958年的生活规则之一是男人不买日用品），也是购物日。逛街的人多，我很容易混迹其中。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我专门去W.T.格兰特那儿买了卡其布裤子和蓝色工作衫。
想起沉睡的银元酒吧门外没穿背带裤的人和他的伙计们，我还买了一双狼獾皮工作靴。去市场的路上，我不停用鞋尖踢路边的石头，直到脚趾的位置都磨坏了。
市场跟我预料的一样繁忙，三台收银机前都排着长队，走廊里满是推着购物车的女人。仅有的几个男人只提着篮子，因此我也拿了个篮子。
我拿一袋苹果放进篮子里（苹果好便宜），一袋橘子（差不多跟2011年一样贵）。脚下涂了油的木地板吱吱作响。
邓宁先生到底在中心市场里干什么？住在堤上的贝维没有说。他不是经理；我朝农产品区旁边的玻璃亭里看了一眼，看到一位白发绅士，他能当埃伦·邓宁的爷爷，而不是爸爸。桌上的标牌写着“柯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