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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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一开始，杰克·埃平的朋友阿尔认为奥斯瓦尔德是独行枪手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五。在阅读了跟此话题相关、几乎跟我一样高的一摞书籍和文章之后，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有百分之九十八，甚至百分之九十九。因为所有这些描述，包括阴谋理论家们的描述，都给我讲述了同样简单的美国故事：这是一位醉心名声而又十分危险的无名小卒，发现自己正好处于合适的位置，能够赌赌运气。成功的几率很高吗？是的。那种几率跟彩票中奖的几率一样，但是每天都有人中奖。
我准备写这部小说时读到的可能最有价值的材料包括杰拉尔德·波斯纳的《结案》；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罗伯特·陆德伦[202]一类的疯狂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的《传奇》；诺曼·梅勒[203]的《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以及托马斯·马隆的《佩因夫人的车库》。最后一本书精彩地分析了各种阴谋理论家以及他们从一个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的欲望。梅勒也很出色。他说他进行这个项目（包括广泛地采访在明斯克认识李·奥斯瓦尔德的苏联人）时相信奥斯瓦尔德只是阴谋的牺牲品，但是最终——不情愿地——相信恶心的沃伦委员会是正确的：奥斯瓦尔德是独自行动的。
然而，一个有理性的人很难相信。奥卡姆剃刀原理——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正确的。
威廉·曼彻斯特的《总统之死》也让我受益匪浅——深受感动，甚至倍感震撼。他对有些情况的理解大错特错，他用华丽的辞藻大肆渲染（比方说，说玛丽娜·奥斯瓦尔德“眼光锐利”），对奥斯瓦尔德动机的分析既肤浅又充满敌意，但是他的巨著，发表于达拉斯那个午餐时间发生的悲剧四年之后，写作时间最接近刺杀时间，写作之际，很多参与者还活在世上，他们的回忆依然清晰。在杰奎琳·肯尼迪有条件的同意下，大家都向曼彻斯特讲述故事。尽管他对灾难发生之后的描述有些夸张，但是对于11月22日有关事件的叙述既令人胆寒又异常生动，如同亚伯拉罕·泽普鲁德[204]电影的文字版。
呃……几乎所有人都向他讲述了故事。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没有，这可能跟曼彻斯特后来对她的严厉态度有关。玛丽娜（我写作此书时依然活着）将视线放在丈夫的懦夫行动之后获利的机会上，谁能责备她呢？有意读她的全部回忆录的读者可以从《玛丽娜与李》中找到，作者是普丽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我不怎么相信她说的话（除非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印证），但是我佩服——有点儿不情愿，真的——她的求生技巧。
本来，1972年我就想写这本书。我之所以放弃了这个想法，是因为作为一名全职教师，需要的调查工作令人畏缩。当我最终决定继续时，我很自然地找到老朋友拉斯·多尔帮忙研究。他还为我的另一部长篇《穹顶之下》提供了系统支持，这一次他应付自如。我写这篇后记之际，我的周围摆满研究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拉斯在我们对达拉斯详尽（而又疲惫）的旅行中间拍摄的视频，以及一英尺高的电子邮件回信，这些是针对我的各种问题——从1958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到世纪中叶的窃听装备——给予的回复。是拉斯找到了埃德温·沃克的住址，地点正好位于11月22日车队行进的路线上（过去很和谐），也是拉斯——经过研究达拉斯的各种档案——找到那个最奇怪的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在1963年可能的住址。顺便提一下，德·莫伦斯乔特先生1963年4月10日晚上在哪里？很可能不在旋转木马夜总会，也许他在将军遇袭时有不在场证据，但是我没能找到。
我讨厌用奥斯卡金像奖获奖感言的口气烦扰读者——我对这样的作家非常愤怒——但我还是得向其他人员致敬。第一位是加里·麦克，达拉斯第六楼博物馆馆长。他回答了不计其数的问题，有时候在我愚蠢的脑袋明白之前得讲两三遍。我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之旅非常必要，他用无尽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让我深受启发。
还要感谢妮古拉·朗福德，第六楼博物馆的执行董事，以及藏品和知识产权董事梅甘·布赖恩特。达拉斯公共图书馆历史部的布赖恩·柯林斯和雷切尔·豪厄尔让我观看了老电影（有些非常有趣），展示了1960年到1963年达拉斯的面貌。达拉斯历史学会的研究员苏珊·理查兹也提供了帮助，还有埃米·布伦菲尔德，戴维·雷诺兹，以及阿道弗斯酒店的工作人员。老达拉斯人马丁·诺布尔斯载着我和拉斯在达拉斯兜了一圈。他带我们去了已经关闭但依然矗立的达拉斯电影院，奥斯瓦尔德被抓的地方。还带我们去了埃德温·沃克以前的住所，去了格林维尔大道（不再像沃斯堡之前的酒吧和妓院区那么令人厌恶），去了梅赛德斯街，但是2703号已不复存在。房子的确是在一场龙卷风中被吹走……尽管不是在1963年。向迈克·“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致敬，他出于慈善目的捐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想感谢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和她的丈夫，肯尼迪的助手迪克·古德温，帮助我思考如果肯尼迪幸存下来的话，最糟糕的情况。他们认为，乔治·华莱士会成为第三十七任总统……我越想也越觉得有可能。我的儿子，小说作家乔·希尔，指出我没有考虑到的时空穿越的几个后果。他还想出了一个更新鲜、更好的结尾。乔，你行。
我想感谢我的妻子，我的第一位特别的读者，最严厉最公正的批评家。她是肯尼迪热情的支持者，在肯尼迪遇刺之前不久亲眼见过他，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塔碧莎一向是个反向投资者（这并没有让我惊讶，也不应当让你惊讶），站在阴谋理论家们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