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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德兰的男友哈格提哭着告诉警察,安德兰戴的那顶帽子是他死的前6天在巴斯公园的游乐场赢的。他为此感到很骄傲。“他一直戴着它,因为他爱这个可恶的镇子。”
“噢,现在不必说这些了。”警官哈罗德·加德纳告诉哈格提。哈罗德是大卫·加德纳的儿子。在他父亲发现只剩一条胳膊的乔治·邓邦的尸体时,他才5岁。27年后的这一天,他已是个32岁,头顶微秃的中年人了。哈罗德看得出哈格提很难过,很痛苦,但又觉得无法相信。眼前这位男人——如果还算个男人——擦着口红,一条丝绸裤子紧紧地绷在身上。不管他有多么悲伤多么痛苦,他都是个怪人。就像他的亡友安德兰·曼伦一样。
“再想想,”哈罗德的同事里维斯警官开口了,“你们两个出了泛肯酒吧,就朝运河方向走去。然后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你这个白痴!”哈格提愤怒地叫嚷。“是他们杀了他!他们把他推进河里!他们在曼克区也干过一次!”哈格提哭了起来。
“再问一遍,”里维斯很耐心,“你们从泛肯酒吧出来。然后呢?”
2
就在楼下的一间审讯室里,两个警官正在盘问17岁的斯蒂夫·杜备;楼上的遗嘱认证办公室里,还有两个警官正在审问18岁的约翰。格顿。在5层的警长办公室里,里德马赫警长和本区的助理检察官汤姆。布迪里尔正在询问15岁的克里斯多夫。厄温。厄温穿着褪色的牛仔裤,油迹斑斑的T恤衫,脚登一双大头皮鞋。他此时正在那里低声啜泣。里德马赫和布迪里尔认为他是这个小团伙里最薄弱的环节,因而决定从他入手。
“再回忆一遍。”布迪里尔一脸的严肃。
“我们不是故意杀他的,”厄温边哭边说,“都是因为那顶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