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言 (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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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回故乡两趟，看到英国中原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他终于失望而去，彻底与阴郁冷漠的英格兰告别。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在那里，他以羸弱的病体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古代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墓葬和完好如初的彩色壁画。伊特鲁里亚人充满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对神灵的虔诚膜拜、对死亡的豁达，这些与基督教文明下人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异化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深深地迷上了罗马人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鲁里亚人：“苗条、优雅、文静、有着高贵的裸体，油黑的头发和狭长的脚板。”【11】意大利的现实和远古都感召着劳伦斯心向往之。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生命之书，一首生命的抒情诗。
黑马
1993年1月5日
2004年7—10月改写
2009年3月修订
特注：
我曾在英国的电视文献记录片里看到过1960年这本书在英国解禁后读者们排着长队在街头购书的壮观情景，那是我出生那年的离我万里之外的伦敦街景。那时我憧憬着某一天在中国人们购买我的译本时的场景，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读者绝不会轰轰烈烈地排队买书。人们只会带着几分嘲弄的笑容，随便买上一本，当成一个特殊时代的古董买回去，边看边说：“真邪门儿啊，人类怎么会干出这样的蠢事，把这么虔诚的书禁了这么些年！”
我能顺利地翻译这本世界名著，首先要感谢上世纪80年代湖南出版社重印的20世纪30年代饶述一前辈的译本。饶先生的译本启蒙了各个不同时代的中国读者，功勋卓著。虽然当初最早读这本小说读的是英文版，但真正让我读得酣畅的还是饶先生的译本。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曾忘我地恶补了一阵子郁达夫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所以对饶先生译文之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白话文体并不感到隔阂，甚至觉得20世纪30年代作家文雅的散文语言风格应该得到后人的传承。因此我很是服膺饶先生精湛的文字造诣，也艳羡饶先生对英国人生活了解的透彻，这体现在其译文遣词造句的细微处，若非劳伦斯的同时代人并体验过真正的英式生活，是不会用词如此准确的。我为我们国家在劳伦斯谢世不久就出版了这样的优秀译文感到骄傲。70年后当我复译这本书时，我感到我是同时在向劳伦斯和饶先生这一中一外两个良师讨教，我甚至似乎看清了饶先生的身影：一位身着蓝布大褂，戴着金丝边眼镜，灰色的长围巾甩到后背上的教书先生。从当年的译者前言看，饶先生是在北京翻译的这本书。但愿他也是住在南城的某个胡同里，如西砖胡同或南半截胡同，或许也经常在我家附近的绍兴会馆、湖南会馆及法源寺门前散步溜早儿吧。但愿我的想象与现实吻合。我完成了这部译文，想法子寻找饶先生在北京的萍踪，但终于未果。我真的为此遗憾，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禀赋的文化人，怎么就在祖国的大地上蒸发了呢？怎么连他的后人都无影无踪了呢？我真想找到他的后人，甚至写一本他的传记。我在等待上天的恩赐，把他和他后人的消息赐给我，让我开始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工作吧，苍天助我！在我找不到他之前，我只能凭着想象把他虚构进我最新的长篇小说中去，或许这是身为小说作者的特权。
我要特别感谢2001年在劳伦斯的母校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的留学经历，感谢劳伦斯学教授约翰·沃森的开导和点拨。基于认同沃森教授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在翻译时特别注意译出原作的“讽刺意味”。至今对沃森教授在课堂上用十分戏剧性的语调朗读本书开始一段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虽然没有录音（万分后悔，不曾向先生提出录音的要求），但他的表情和语调永远准确地刻录在我记忆的磁带上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那第一段是正剧笔调。是沃森教授的话改变了我的认识。因此我庆幸自己是在赴英伦“取经”后才领命翻译，否则认识上的差异会导致译本风格的偏差。我希望我用中文忠实地传达出沃森教授启发我理解的劳伦斯风格——当然我相信那就是劳伦斯原著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