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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
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
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
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
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
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
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