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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闲适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沃尔登喜欢的那种。他站在敞开的窗前眺望府邸的景致,葱郁的树木点缀了宽阔而平坦的草地:一棵欧洲赤松、一对高大的栎树、几棵栗子树,还有一棵少女卷发般的柳树。日头很高,树木投下几片幽暗、阴凉的影子,鸟儿悄无声息,只有窗外开着花儿的藤蔓里传来蜜蜂心满意足的嗡嗡声。宅子里也一片宁静,到了下午佣人大多休假了。周末唯一的访客是沃尔登的弟弟乔治、乔治的妻子克拉丽莎和他们的几个孩子。乔治出门散步了,克拉丽莎正躺着休息,孩子们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沃尔登感到十分放松,他参加礼拜时照常穿的礼服大衣,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上晚餐穿的燕尾服和白领结,不过眼下他穿的是舒适的粗花呢西装和一件软领衬衫。他心想,若是莉迪娅今晚能弹会儿钢琴,那今天就完美了。
他转向妻子:“晚饭以后你能弹上一曲吗?”
莉迪娅微微一笑:“你想听,我就弹。”
沃尔登听见一阵声响。他转头向窗口望去,只见车道的尽头——离他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汽车。沃尔登不禁有些恼火,如同大雨来临前被右腿的阵阵刺痛烦扰的感觉。只是一辆车而已,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心烦意乱呢?他心想。尽管汽车在夏日里呼啸而过,在未铺砌的土路上扬起团团尘土,搅得整座村庄都不得安宁,但他并不讨厌汽车。他自己就有一辆兰彻斯特牌汽车,经常乘着它往返伦敦。他还在考虑给土路铺上几百码的柏油路面。对于这种事,他通常不会优柔寡断,不过从1909年劳合·乔治[1]建立了道路委员会起,村里的道路就不再由他负责了。他忽然意识到,这才是他恼火的原因所在。这是典型的自由党立法形式:他们从沃尔登手里收钱,去做他原本就打算做的事情,然后再把事情搞砸。他想:我猜到头来还是要我自己铺路,只不过付两次钱难免让人心里窝火。
汽车拐进铺着砾石的前院,噪音大作地抖了几抖,在南门口停下来。汽车废气一股股地飘进窗口,沃尔登屏住了呼吸。司机戴着头盔和护目镜,身上穿着厚重的皮夹克,他下了车,为乘客打开车门。一个身穿黑色大衣、头戴黑色毛毡礼帽的矮个男人走出了车厢。沃尔登认出了那个人,心里不禁一沉:这个安详的夏日午后算是结束了。
“温斯顿·丘吉尔[2]来了。”他说。
莉迪娅说:“真扫兴。”
这个人就是不肯死心。星期四他送信过来,沃尔登没理他;星期五他把电话打到沃尔登在伦敦的宅邸,被人告知伯爵并不在家;星期天他又一路跑到诺福克来。他马上就会再一次离开了。他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别人就会为之动容吗?沃尔登心想。
他不想对人无礼,但丘吉尔纯属自找没趣。他在自由党执政的政府做部长,而这个政府此刻正在残酷打压英国社会的奠基石:征收地产税,暗中侵蚀上议院,试图把爱尔兰拱手让给天主教徒,削弱皇家海军的士气,向工会和讨厌的社会主义者的威胁低头。沃尔登和他的上议会成员们绝不会与这种人握手言欢。
房门开了,普理查德走进了房间。他是个伦敦东区小伙,身材高挑,抹了油的头发又黑又亮,脸上的庄严神情一看就是强装出来的。他年少时曾经跑到海上去,又在东非中途跑路。沃尔登当时在那里狩猎旅行,雇佣他监管当地的挑夫,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相伴。如今普理查德成了沃尔登的管家,跟着他在一座座宅第之间迁移,既是佣人,也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