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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我在卢恰诺·安切斯基主编的文学杂志《Il Verri》上主持一个名为“小记事”（Diario Minimo）的专栏。这个专栏有幸存活托福于安切斯基的勇气，因为那个年头文化评论都是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记事”却与之相反，专门刊登一些另类文章：或戏谑调侃当下生活，或戏仿咬文嚼字的文风，或书写五花八门的奇思异想，或记录林林总总的“疯”言“疯”语……它的作者包括意大利最有天分的青年才俊，有诗人、批评家、哲学家和小说家。同时，这个专栏也转载从报纸上摘引的各种奇文怪论。在我印象中，该杂志的许多作者都曾为这个专栏写过稿，这使它的内容大为丰富。既然号称主持人，我撰稿自然要比别人勤快些，最初多写些道德寓言，后来则以文学仿讽（literary pastiches）为主。
1962年左右，编辑兼诗人维托里奥·塞雷尼要我把自己的这些专栏文章结集，交由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此时该专栏已不复存在，“小记事”成了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的名称，我就把它拿来用作文集1963年初版和1975年再版时的书名。这后一个版本，删除了许多道德寓言（其中不少与速生速朽的时事相关），而偏重于文学仿讽，还新增了几篇近期所写的此类文章。几年之后，1975年版有了英译本，即《误读》（Misreadings）。
第一辑《小记事》颇受欢迎，曾几次再版。据我所知，几所大学的建筑系要求学生研读《波尔诺·卢多维卡悖论》（Paradox of Porta Ludovica），又有一所大学的古典哲学系开了一门课，专门讨论古代学者对希腊抒情诗人的看法是否类似于我笔下1000年后因纽特人对流行歌本的看法。巴黎还有几位朋友成立了“跨文化基金会”（Trancultura），聘请亚非两洲的人类学家来研究欧洲城市，他们说这个方案是受到我的启发：在《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文明与性压抑》一文中，我写到美拉尼西亚人类学家用最先进的现象学参数来分析原始的米兰人。
不过，除了那本小书，我还写过别的“小记事”：我向朋友们讨教，经常是请他们合写，或至少出出点子，然后，文章若非改头换面问世，便是被我废弃在抽屉里。
对第一辑《小记事》的出版我曾怀有歉疚之情，因为觉得它不够严肃，走的仿讽路线是旁门左道；但如今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坚信写作仿讽文学不仅合理，而且根本就是我的神圣责任之所在。
30年过去了，废弃的手稿逐渐塞满了抽屉，朋友们又总是问我大家口耳相传的某某文章究竟下落如何，所以，现在我决定出版第二辑《小记事》。还是1975年第一辑出版时的序言结语：“这是仿讽文学的宿命：它必须绝不害怕夸大其词。如果它击中要害，也只是预示某种蠢事总会有人去做，他带着赳赳武夫的坚定与严肃，面无笑容，且毫不脸红。”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本书并非所有篇目都是仿讽之作，其中也收入了若干毫无批评或说教意图的纯粹游戏文章。但我认为，对此无须在意识形态上做出任何辩白。
这篇序言中没有出现例行公事的致谢辞，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照本书《“完美序言”》一文。
1992年1月5日，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