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身后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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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亲爱的作家，不论你的性别是男是女，很可能都觉得自己伟大到后代子孙可有可无；但我始终不信这调调。所有的人，不论是刚写完一首类似《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诗的16岁小子，或写了一辈子日记的妇女，即便是随手写下“预约今早看牙医”的人，都指望着后代子孙把他们挖掘出来，供奉在堂上，日日上香。因为，即使真有作家故意将自己埋于时间的尘埃中，今天的出版商还是拼了命从蛛丝马迹中发掘出个被人遗忘的小作家，即便他没有真正写过一行字，也能像今日包装偶像一样，让他受众人膜拜。
你也是从为人子孙过来的，想必不是吃素的，但同时又极易对付。为了有些东西能拿来膜拜，顺便换口饭吃，即便是其他人杯中碗中之物都可用来打牙祭。因此，作家们啊，千万要提防着后代子孙在你们两眼无法再睁开时把你们倒卖千百次。啊！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把你有生之年决定出版的东西留下，把所有其他文件立刻销毁，包括三校稿在内的一切留在纸上、电脑上的文档。但大家也该知道，记录工作进度实在有其必要，因为死亡经常出乎意料之外，悄然而至。
这种事发生时，第一个风险就是未出版的材料会被出版，将你是个彻头彻尾大白痴的秘密公之于世。如果每个人都读到你在临死前一天，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疯话，风险真的很严重（谁知道你临死前一天是不是已经神志不清）。
第二种风险是死后不久，研究你作品的风气便会立刻如瘟疫般流行。每个作家都渴望人家用研究论文、博士论文、评注校勘来纪念他，但这种东西既花时间，又费钱。通常只会有两种效果。第一，它会让大批朋友、仰慕者、急于成名的年轻人仓促做出新的“高度评价”。但众所周知，情急之下，他们只会老调重弹，几日内必定请出所有的成见。然后是第二种可能性，也要不了多久，诸如剽窃之类的抨击会让没那么容易就看得开的作家从棺材里跳起来。
第三种风险在于私人信件公之于世。作家也是人，吃喝拉撒，七情六欲，哪样不要？哪样没有？自然写私信的内容也跟普通人相差无几，除非意大利诗人及小说家像福斯科洛（Foscolo）一样，让信的本身成为一种伪装。他们会写“请给我些鼓励”，或“上帝怎么造出了你这种安琪儿，我已无法自拔”。如此正常，如此自然。后代子孙翻遍这些文件，只得出作家也是凡人的结论，真是太可悲了。不然你希望他是什么东西，超人啊？
如何避免这种悲剧？如果是摘要笔记本，我建议把它们藏在人家想不到的地方，同时画一张指明这些文件存在的藏宝图，放在抽屉里，切记藏宝图上的线索一定要用晦涩难解的密码构成。如此，一方面能保障文件不被发现，另一方面又会有很多好事之人写论文，讨论这些犹如寻找桃花源般神秘、诱人的地图。至于讨论会嘛——最好在遗嘱中明确指定，基于服务全人类的宗旨，你死后10年内举办的一切讨论会，都必须捐赠2000万美元给联合国儿童文教基金会。筹措这么多钱绝非易事，很少有人会厚着脸皮违抗死者的愿望，除非他们不怕你化作鬼魂来找他们。
情书的问题比较复杂。还没有写的人，最好利用电脑，让那班研究笔迹的专家无从得逞；签名时要用甜得牙疼的昵称（“你的小狗狗”），每换一个情人就换一个称呼，到时要归类整理就特别棘手。还要故意写得热情如火，却又让收件人觉得尴尬（“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除了大便时”），也是不错的主意，这样对方可能就放弃出版的念头。但是写过的信，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杰作，已经没有修改的可能。最好的补救之道是找到收信人，写张便条给他们，心平气和地追忆往昔岁月；再三保证你至死不渝，从来不曾放下对她的感情，即便死后也必定会旧地重游。这一招不见得管用，但是再怎么说，鬼可不是那么好惹的；收信者见此条后必定辗转反侧。
你也可以记一本假日记，里面充斥着对友人与情人都喜欢捏造事实的暗示：“我亲爱的小甜甜，即便她的谎言也让我心花怒放。”或“今天莱奥纳尔多给我看一封写给自己哥哥的匿名信，我真以为他犯了花痴呢！”
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