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万恶之源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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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记本上记完之后，他起身站到窗户旁边。他看到的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一根光秃秃的树干上蜷伏着一只小猫，它想爬得近一点，以便听听那群小鸟儿都在唱些什么。可别掉下来呀，朋友，费玛亲切地说。甚至伯利恒群山也像是近得触手可及。附近的楼房和花园都沐浴在清冷的光里。阳台、花园墙、汽车，经过昨夜一场雨的洗礼之后，一切都是那么晶莹夺目。尽管他睡眠时间还不足五小时，他仍然感到精神抖擞、充满活力。他站在镜子前面一边做操，一边不停地和收音机里那个正在播报七点钟新闻的女播音员辩论。女播音员在那里能够毫不犹豫地宣布叙利亚人正打算做什么，甚至还能提出一个简单的反击措施。费玛与其说是愤怒倒不如说是轻蔑，他说：你可真是聪明到家了，女士。他觉得有必要再加一句：你瞧，外面的天气是多么可爱呀！天空这会儿正在唱歌。愿意和我散一会儿步吗?我们就沿街溜达溜达，我们就到树林里和干河中溜达溜达。在溜达的过程中，我要跟你讲解一下我们对叙利亚人真正应该采取的政策、他们的致命弱点和我们无知的所在。
他继续思忖着新闻播音员的生活：她得在一个冷酷的冬日的早晨起床，五点半就离开温暖的被窝，赶到播音室，及时播报七点钟新闻。试想有一天早晨她的闹钟没响怎么办?要么试想一下闹钟准时响了，但她经受不住诱惑，就是想在床上再偎依几分钟，而最后又酣睡过去，那该怎么办?要么，试想她的汽车由于天气寒冷无法发动，他的邻居就是这样，每天早晨都要对付那个发动机总是咳嗽的汽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可能这姑娘——费玛在脑海里想象着她的模样：个头偏小，脸上有雀斑，长着一双明亮、欢笑的眼睛，还有一头拳曲的金发——夜间就睡在播音室的一张折叠床上。就像医院里值夜班的那些大夫一样。她丈夫，那个保险推销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在孤寂的夜晚，他是不是在彻夜想象着她和电台技师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狂野场景呢?没有一个值得你羡慕的人，费玛断定。或许除了约泽尔。
正是因为约泽尔，费玛在刮胡子时才割破了脸皮。为了止血，他先用一张卫生纸，接着用一团棉絮，最后又用一块潮手绢，但都没有成功。这样，他忘了去刮下巴下面的层层褶皱。反正他也讨厌刮这个地方，因为那层层褶皱让他联想到肥鸡的嗉囊。他一边用手绢捂着伤口，好像他正在忍受着牙痛的折磨，一边穿衣服。同时得出一个结论：昨夜的丢脸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他至少用不着担心安妮特怀孕了。
在寻找他从约珥那儿继承过来的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时，他的目光突然瞥见一只小虫在扶手椅里闪闪发光。夜晚已经结束了，但还有某只愚蠢的萤火虫忘了熄灭自己，真的有这种可能吗?事实上，他至少有四十年都没看见过萤火虫了，根本不知道萤火虫看上去是什么模样。费玛像一个老练的猎手一样，诡诈地俯过身去，右手的动作如同闪电一般，先是张开，最后攥了一个拳头，以便不加伤害地抓住那只小生灵。人们都说他是个笨拙的粗人，但他的动作迅速又准确，正好驳斥了这个恶名。他松开手指，想看看抓到的究竟是什么。他思忖着会不会是安妮特的一只耳环，要么就是尼娜皮带上的一只搭扣，要么就是迪米玩具上的某个部件，要么就是父亲衬衫上的一只银质袖口链扣。经过一番仔细察看，他选定了这些可能性中的最后一种。尽管暂时存疑。
来到厨房，他打开冰箱，把持着冰箱的门，就那么若有所思地站在那儿。他被牛奶和奶酪后面那种神秘的闪光给迷住了，他在脑海里重新思考着他在夜里所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道德的代价”。他觉得没有理由改动这一标题。是有道德的代价和不道德的代价，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代价的代价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其他的一切问题都发端于这个问题。或者说应该是这样。包括我们在占领地上的行为。
费玛关上冰箱，同时决定今天早晨到外面吃早饭，到街对面沙因鲍姆太太家的小餐馆去吃早饭，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不想破坏自己刚刚清理过的、现在是纤尘不染的厨房，另一方面是因为面包放的时间太长了，人造黄油则让他联想到梦中那些可怕的像海蜇一样的水龙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电水壶昨天烧坏了，没有水壶就无法冲咖啡。
八点一刻，他离开自己的公寓，并没有注意到紧贴在自己脸颊伤口上那团浸血的棉絮。但他确实记得要把垃圾带到楼下去，他也没有忘记要把装有昨夜写好的那篇文章的信封塞进口袋，他甚至还没有忘记要带上信箱的钥匙。在三个街区之外的购物中心，他买了鲜面包、奶酪、西红柿、果酱、鸡蛋、酸奶、咖啡、三只灯泡，以便日后备用，还买了一只新的电水壶。但他立即就后悔了，因为他没有检查一下，看看那只电水壶是不是德国生产的：他竭力避免购买德国的产品。让他庆幸的是，他发现那只电水壶是韩国的产品。打开所买的东西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不去沙因鲍姆家的小餐馆了，早餐还是在家里吃的好。然而，转念一想，韩国也是个以压制民权、以砸烂示威学生头颅而臭名昭著的国家。在等待壶里的水沸腾的当儿，他在脑海里再现朝鲜战争，杜鲁门、麦克阿瑟和麦卡锡时代，最后想到了广岛和长崎的毁灭。下一次的核武器劫难将不会由超级大国来挑起，将由我们在这里来挑起，他想。从我们的地区冲突开刀。叙利亚人将开着一千辆坦克入侵戈兰高地，我们将轰炸大马士革，他们则向我们的海滨城市发射一排导弹，我们接着就发射那团世界末日的蘑菇云。一百年之后，这里将没有一个生命。没有约泽尔，没有蜥蜴，也没有蟑螂。
但费玛排斥“劫难”这个词，因为“劫难”这个词也有可能和自然灾害如洪水、传染病以及地震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应该冠以一个符合事实的名字：谋杀。核战争也会是一种犯罪行为。“劫难”不行，“世界末日”也不行。费玛还排除了“冲突”一词，因为这个词或许可以用来描述安妮特和她丈夫之间的行为，或者是茨维·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助教之间的行为，但不能用来描述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血淋淋的战争。事实上，甚至连安妮特和耶里两人这一可悲的例子也根本不能用“冲突”这一无力的词语来归类。至于“血淋淋的战争”则是陈词滥调。甚至“陈词滥调”也是陈词滥调。你已经把自己弄糊涂了，伙计。
突然，他对自己在语言上的讲究感到讨厌起来。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吞食着厚厚的果酱面包片，呷着第二杯咖啡，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当整个星球都被原子弹或氢弹摧毁了，我们用“冲突”来描述也好，用“劫难”来描述也好，用“世界末日”来描述也好，用“血淋淋的战争”来描述也好，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还会有谁能留下来去评判哪一种说法最贴切呢?所以，巴鲁赫所用的说法如“一把尘土”、“一杯腐臭的酒”、“一个飞逝的影子”都是正确的。议会中那个利库德集团[1]成员关于争取时间的建议也是正确的。甚至那位纵欲无度的播音员关于从中可以汲取教训的说法也是不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