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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将汽车停在本·迈蒙大道上，这时已是五点一刻了。太阳已经落到松树和柏树的后面去了，但还有一片浅灰色的奇异的光亮逗留在空中，光亮中充满了朦朦胧胧、忽隐忽现地闪烁的东西，那是一种既非白天又非晚上的光亮。本·迈蒙大道和所有的石头建筑上空弥漫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啮噬人心的安息日前夕的忧郁。似乎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又变成了一场噩梦。
雨停了。空气湿润湿润的，费玛的鼻孔捕捉到一股烂树叶的强烈气味。他想起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现在这样的时间，在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他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来来回回地骑自行车。朝这幢大楼一看，他看到父亲和母亲都站在阳台上。他们僵直地站在那里，同样高的个子，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靠得很近，但没有挨着。就好像是一对蜡像。在费玛的印象中，他们是在哀悼一个迟迟不来、都已经让他们苦等得绝望了但他们还是要期待下去的客人。当时，他平生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他整个童年时期，父母之间那连绵的沉默中隐藏着深深的羞耻。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分歧。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沉默。他下了自行车，腼腆地问是否到他进屋的时间了。
巴鲁赫说：
“随便。”
母亲什么也没说。
这段回忆唤醒了费玛心中一种迫切的需求，他要澄清什么，他要问问尤里，他要打听打听。他觉得自己忘了核实那件最最要紧的事情。可最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他可就不得而知了。虽然他觉得自己此时无知的程度要比平常浅些了，就像后面能见到模糊影子在活动的蕾丝窗帘。或者就像一件只供蔽体但再也无法保暖的破烂衣服。同时，他在骨子里知道，他是多么渴望继续无知下去啊。
他们爬楼梯上三楼的时候，费玛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尤里的肩膀上。尤里似乎很疲惫，很忧伤。费玛觉得有必要通过碰触的方式来鼓舞一下他这位大块头朋友。这位大块头朋友一度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是现在，他走到哪里也都将脑袋咄咄逼人地向前突出着，腕上戴着一只精密的航空表，那一双眼睛有时让人觉得，他无论看什么都是从上到下地俯视。
可他仍是一个热情、诚实、衷心的朋友。
大门上固定着一块长方形黄铜门牌，门牌上是几个灰底黑字：农贝格宅第。门牌下面是一张四四方方的卡片，巴鲁赫在卡片上遒劲有力地写道：下午一至五点，请勿按铃。费玛下意识地瞥了一下自己腕上的手表。不过也没有必要按铃了，因为门是半敞着的。
茨维·克鲁泡特金在大厅里截住了他们，就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参谋，受命向新来的人介绍情况，然后才可以让他们进入作战指挥室。尽管救护车司机罢工，他说，安息日又即将来临，不知疲倦的尼娜还是通过她办公室的电话做了妥当的安排，让他的遗体转到了哈达萨医院的太平间。费玛觉得又一次喜欢上了茨维那种腼腆的窘态：他看上去不像一个著名历史学家和系主任，倒更像一个外来的、双肩已经开始下垂的青年活动领导人，或者是一个乡村教师。费玛也喜欢茨维那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巴的样子，似乎光亮突然强烈起来了似的；喜欢他心不在焉地触摸凡是他手指能够碰到的东西的习惯，碟子啦，家具啦，书啦，人啦，似乎所有的东西他都要在私下里怀疑是否坚固，似乎他总要跟自己秘密的怀疑搏斗。如果不是出于对耶路撒冷的狂热，如果不是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对犹太人责任的执着，这个谦逊的学者说不定已经在剑桥或是牛津定居下来了，然后就平平安安地活到一百年，把他的时间分割在高尔夫球场和十字军东征上面，或者分割在网球和丁尼生[1]的诗歌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