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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总会有许多自给自足的圈子,彼此不相往来,自成一个个小世界,仿佛是一座座孤岛,隔着无法横渡的海峡,成员相互依赖,过着自己的日子。依我个人经验,巴黎尤其如此:上流社会排挤外人,政客待在腐败的政治圈,有产阶级彼此来往,作家和作家聚会(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文学家纪德在日记里提到的他亲密交往的对象,几乎无不依循他自己的志业),画家和画家交流,音乐家和音乐家来往。伦敦也有此现象,但物以类聚的情形较不明显,许多家族的宴席上,可同时见到公爵夫人、女演员、画家、议员、律师、裁缝师和作家。
而因缘际会之下,我在巴黎的所有圈子都短暂待过,甚至多亏了艾略特,还得以一窥圣日耳曼大道的封闭社会。然而我最钟情的,不是现今福煦大街一带拘谨矜持的社交圈,也不是展现各国风情的拉吕饭店和巴黎咖啡馆,更不是喧闹脏乱的蒙马特,而是蒙帕纳斯大道附近的中心地带,我还年轻时,曾在贝尔福狮咖啡馆附近的小公寓六楼住过一年,那里视野辽阔,能眺望整片公墓。对我而言,蒙帕纳斯仍保有近郊小镇的几分静谧。我行经阴暗狭窄的奥德萨街时,往往感到一阵惆怅,想起当初经常聚餐的那家简陋餐馆,其中有画家、雕刻家、插画家,如果不把偶尔才会现身的阿诺德·本涅特算在内的话,我就是唯一的作家。我们多半待到很晚,时而兴奋,时而嬉笑,时而愤怒地讨论绘画和文学。如今我仍喜爱沿着蒙帕纳斯大道散步,观察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想着自己也曾如此年轻,并在心中杜撰他们的故事。倘若闲来无事,我便会搭出租车前往圆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不比当年,不再是文艺青年专属的聚会场所。如今,附近商贾经常光顾,塞纳河对岸的陌生人也会慕名而来,然而过去那段岁月已不复存在。当然,许多学生仍旧常来,也不乏画家和作家,但多半是外国人。在咖啡馆内,鼎沸的人声不再以法语为主,还有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但我老觉得,他们的话题跟四十年前其实大同小异,只是谈及的画家从马奈变成了毕加索,作家则从阿波利奈尔变成了布荷东而已。这些真是让我神往啊。
我来到巴黎两周后,某天傍晚又来圆顶咖啡馆小坐。由于露台上挤满了人,我只得在前排找张桌子坐下。当晚天气和煦,梧桐正冒出新叶,四周弥漫着巴黎那闲适、轻松又欢快的气息。我当下相当平静,并非慵懒之感,反而有些兴奋。忽然有名男子经过我面前,停下来咧嘴对我笑,露出雪白牙齿说了声:“哈喽!”我发愣地望着这个人:又高又瘦,没戴帽子,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深褐色头发,看起来许久未剪,而上唇和下巴更长满浓密的褐色胡须,前额和脖子晒得黝黑。他穿着破衬衫,没打领带,披着褐色旧外套,下半身是破烂不堪的宽松灰裤,活像个乞丐,我敢说自己从来没见过他。他八成是某个巴黎街头的流浪汉,接下来会捏造个落难的故事来骗我的法郎,然后去吃顿晚餐和找地方过夜。他站在我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一排白色牙齿,深褐色的眼眸里是逗趣的神情。
“你不记得我了?”他说。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吧。”
我准备用二十法郎打发他,但没打算让他胡诌我们见过面之类的话。
“拉里。”他说。
“天哪!请坐请坐。”
他咯咯笑出声,往前抓了把空椅子坐下。
“快喝杯酒,”我向侍者示意,“你脸上的胡子留成这德性,我怎么可能认出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