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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出国的目的地就是中国，那是1959年夏天。那会儿我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讲授越南语，我和我妹妹随母亲一起去看望他。由于时隔60年，加上那时我才7岁，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一些细节了，但童年时这段经历一直萦绕在我心里。从广西凭祥到北京的路上，除了夜晚进入梦乡之外，我的眼睛几乎就没有离开过火车的车窗。中国的万千风景和悠久历史随着奔驰的列车在眼前掠过，就像一幅幅画，一首首诗。
经过三天三夜的旅行，我们到了北京火车站，由于我所熟悉的河内那时还很小，城市设施简陋，所以北京火车站的雄伟和美丽使我非常惊讶。我父亲说，北京火车站是刚刚建成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准备的十大工程之一。在北京的一个月，我父亲带着我们去参观了这十大工程：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当然我们也到了天安门广场，进了故宫。我们不需要导游，因为我父亲熟悉北京城，而且他的汉语讲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我父亲生于1920年，从他出生到上大学，越南都处于法国统治之下（1884—1945），他本应该精通的是法语而不是汉语。但由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儒士，他们都是在阮朝科举制度下考中的科举，因此他们教我父亲学习汉语。不过，我曾祖父和祖父只能读懂汉文，可以与中国人进行笔谈，但是不会讲汉语，我父亲却可以讲。因此，1958年，我父亲受北京大学邀请，来中国讲授越南语。
与今天相比，当时包括教授和大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都非常艰苦，但是，北京大学依然给予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授优待，给予他们最高的生活标准。教授们住的房子位于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宽敞，设施齐全。外籍教授的工资也很高，因此很多人把全家都接过来一起住。星期天的时候，学校会派车送教授及其家人去参观北京以及北京以外的地方。那时候，我去过颐和园、钓鱼台和万里长城的起点山海关。
1964年，我父亲回到越南后想教我学习法语和汉语，可是我学习外语的能力太差，加上1964年之后越南卷入了战争炮火之中，我读完中学，17岁便入伍参加了抗美战争。从1969年到1975年，我最好的青春都是在战场前线度过的。不过，由于父亲藏书量很大，而且种类丰富，我识字不久就有机会阅读翻译成越南语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以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我都读过不少。我父亲特别仰慕这些伟大的作家，因此，他买了他们全部的作品，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印行的一些作品。
由于战争和时局的剧烈变动，我父亲没有机会重返中国。当然，他非常怀念中国，特别是北京，他怀念那里的同事和学生。他有不少学生到越南来担任越南战争的经济和军事专家，也有不少学生到中国驻越南的大使馆工作。他们经常到我家看望我父亲。1998年，我父亲收到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会议邀请，但那时他已经得了重病，无法成行。第二年父亲便去世了。
今天，《战争哀歌》经夏露博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尽管我不懂中文，但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就像我自己也继承了我的家族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我父亲以来的汉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