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手指＊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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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遗憾，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再也无法了解弗拉基米尔・苏洛夫这个人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个子不高，喜欢安静，能听懂英语却说不了几句，更无法用英语与别人流利地交谈。他身上有很多谜，我猜就算是同事也对他了解不多。每次我登上齐奥科夫斯基号，都会看到他坐在角落里，要么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要么用显微镜观察着什么。飞船里的空间又狭小又密闭，可他就是不合群，好像有什么隐私不愿示人似的。其他船员对他的孤僻却不怎么介意，每当提起他时，语气里明显带有一种宽容与尊敬。这很正常，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才让北极圈以内长满了繁茂的花草树木，也让他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苏联植物学家。
登陆月球的苏联探险队中居然会有一位植物学家，这个消息让大家嗤笑了好久。实际上想一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连英国和美国的飞船也带来了几位生物学家。在第一次登月行动之前的几年里，有大量迹象表明，尽管月球表面没有空气，水源匮乏，但仍有可能生活着某种形式的植物。苏联科学院主席是这一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可惜他年纪太大，无法登上月球亲自验证，只好退而求其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苏洛夫。
可是，我们各方探险队把登陆点周围几平方英里的月球表面翻了个遍，也没能找到任何存在植物的迹象，无论是活体植物还是化石，什么都没有。这真是冷酷的月亮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打击。有些人虽然百分之百相信月亮上不可能有生命存活，心里却依然希望有人能证明他们是错的——他们确实错了，五年以后，理查兹和香农在埃拉托斯特尼陨石坑内部有了重大发现，但那都是后话了。在第一次登陆期间，苏洛夫来月球似乎只能是白跑一趟。
但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沮丧，反而跟其他成员一样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研究土壤样本，有时照看实验农场里的溶液培养基。农场的透明密封管道环绕着齐奥科夫斯基号，形成一道闪闪发光的网络。我们和美国人都对这种实验农场不以为然，因为我们计算过，把食品从地球运来的花销比在月球环境下种菜要少得多——除非你想在月球建立一座永久基地。从经济上考虑，我们是对的；但在士气上，我们输给了苏联人。苏洛夫在密封温室里种植了蔬菜和袖珍果树，每次我们厌倦了周围的荒凉景色，再看一眼那座小小的“绿洲”，心情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身为考察队队长，我反而失去了很多现场勘察的机会。我要忙着准备材料向地球方面报告，要核查给养的数量，安排科考计划和轮值表，跟美国和苏联飞船上的竞争对手讨价还价，还要猜测接下来会出什么乱子——可惜我并不能每次都猜对。结果，我经常一连两三天无法离开基地到户外去，我的太空服甚至成了飞蛾的避风港，被大家好一阵笑话。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每次外出都印象深刻，邂逅苏洛夫的那一次更是让我记忆犹新。那一天，临近中午，太阳高悬在南边的山脉之上，银灰色的地球挂在它旁边隐约可见。亨德森——我们船上的地球物理学家——想到基地东边几英里远的一系列考察点去监测一下月球磁场的读数。其他人都很忙，唯独我正好无事可做，于是和他一同前往。
路程并不长，没必要动用小型电动车，况且车子的电量也不足了，所以我们决定步行。不管怎么说，我很喜欢在月球的开阔之处行走，不是因为月亮上景色奇丽——再雄浑的奇景，看多了也会让人感到无聊——而是因为我绝不会厌倦这种走起路来毫不费力的感觉。我们慢悠悠地甩开大步，仿佛腾云驾雾一般自由自在，在航天时代到来以前，人们只能在梦中经历这一切。
我们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在返回飞船的半途中，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影正穿过平原，就在我们南方大约一英里远处——那边距苏联基地已经不远了。我放下头盔中的望远镜，仔细观察那位探险者。当然了，就算距离很近，你也很难认出一个裹在太空服里的人，不过太空服上总会印有不同的颜色和号码作为标记，所以还是可以分辨出对方的身份。
“那人是谁？”亨德森问。为了彼此联络，我们已把短波无线电调到了同一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