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源头 12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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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马赛

如果莫里斯·杜兰德愿意自省一下的话——他不愿意——他可能会知道，他的人生轨迹从听到文森佐·佩鲁贾的事迹的那一天起便已经注定了。

1911年8月20日，那天是周末，下午，意大利北部一个名叫佩鲁贾的木匠走进卢浮宫，躲进一个储物柜里。第二天一大早，他穿着一件工人的白色罩衫从柜子里走出来，大步迈进卡雷沙龙。他对那个房间了如指掌。几个月前，他曾为卢浮宫最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打造了特殊的保护罩。由于那天是周一，是卢浮宫的闭馆日，整个沙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仅用了几秒钟就把莱昂纳多的那幅小画从墙上取了下来，拿着它走进了楼梯间。几分钟后，佩鲁贾带着藏在罩衫里的画从一个无人看守的哨岗走出来，大摇大摆地穿过卢浮宫门前巨大的中心花园，带着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品消失在巴黎的晨光中。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直到二十四小时后，才有人发现画不见了。当警报终于拉响之后，法国警方开展了一场颇有几分滑稽的大规模搜寻活动。他们最初锁定的嫌疑人中有个名叫巴勃罗·毕加索的先锋画家。他在蒙马特自己的家中被捕，尽管案发当时他远在距离巴黎几百公里的地方。

最终，法国宪兵成功地追踪到了佩鲁贾，但又很快扫清了他的嫌疑。如果他们愿意抬抬手，在他卧室里的那个大木箱子里找一找，那么《蒙娜丽莎》的搜寻活动也就结束了。相反，那幅画在那个箱子里待了整整两年，直到有一天，愚蠢的佩鲁贾想把他卖给佛罗伦萨一位著名的画商。佩鲁贾被捕了，但只在牢里待了七个月。多年后，他甚至获得许可重新回到法国。令人惊奇的是，那个实施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品犯罪的男人最后竟然在上萨瓦省开了一家颜料店，并且在那里平静地安度了晚年。

莫里斯·杜兰德从佩鲁贾的离奇事迹中学到了很重要的几点内容。他从中得知，偷盗伟大画作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当局对艺术品犯罪基本不怎么上心，艺术品犯罪的刑罚通常不重。佩鲁贾还激发了杜兰德的欲望。古董科学仪器是他注定的人生使命——那家店属于他的父亲，也属于他父亲的父亲——但一直以来，艺术才是他的最爱。再者，有很多比巴黎第一大区更糜烂的地方能够消磨掉一天的时光，那家店其实并不是一个能让人特别兴奋的谋生之道。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有一点像那些摆放在小橱窗里的廉价小装饰品——虽然外表精美、吸引眼球，但最终只不过成了日积月累的灰尘的陪伴物。

二十五年前，就是在这样一些因素的促使之下，杜兰德在斯特拉斯堡的艺术博物馆里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盗画行动——夏尔丹[1]的一幅小静物画，挂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保安和游客很少到那里去。他用一把老式刮胡刀把画从画框上割下来，塞进公文箱里。之后，在回巴黎的火车上，他试图回忆自己实施犯罪那一刻的心情，发现只有满足感。于是，从那时候起，莫里斯·杜兰德便知道，自己完全具备做盗贼的潜质。

与前辈佩鲁贾一样，杜兰德将自己的战利品藏在巴黎的公寓里，但他只藏了两天，而不是两年。与意大利前辈不同的是，杜兰德已经联系好了一个买家，那是个臭名在外的收藏家，他正好在市场上求购夏尔丹画作而又不在意来源等细节问题。杜兰德拿到了丰厚的酬金，客户也满意，一项事业就此诞生。

杜兰德为自己的事业设立了严格的纪律。他偷画从不为了索要赎金和悬赏奖金，只为了向市场供货。最初，他把那些名家大作留给空想家和笨蛋，专注于优质画家的中等水平画作和那些能够冒充没有来源问题作品的画作。他偶尔会选择小型博物馆和美术馆下手，但他的主要目标是私人别墅和庄园，因为那些地方安保措施不严，又藏了满满一屋子的珍贵画作。

他在巴黎的工作基地里铺设了一张广泛的关系网，客户远及香港、纽约、迪拜和东京等地。慢慢地，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目标——价值上千万，有时上亿美元的博物馆等级的名画。偷这些画时，他总是遵循一条简单的规则，即偷画之前必须联系好买家，并且只出售给熟人。梵高的《割耳朵后的自画像》现如今挂在一位对持刀暴力事件有独特嗜好的沙特酋长的宫殿里；卡拉瓦乔到了上海一名工厂老板的手里；毕加索的新主人则是个与墨西哥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亿万富翁。这三幅画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永远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