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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花园并非真正的花园，只是踩踏出来的一小块矩形土地，像混凝土一样坚硬，那上面甚至连荆棘都无法生长。它始终遮蔽在混凝土墙壁的阴影下，像监狱的院子。墙外邻居伦伯格家花园里的一棵高高的柏树也把阴影投向了它。在一个角落，一棵低矮的胡椒树长着粗粗拉拉的小齿挣扎着生存下来。我喜欢用手指摩搓它的叶子，吸吮它那令人激动的气味。对面，靠近另一面墙，长着一棵石榴树，或者说只是一大丛灌木，当年凯里姆亚伯拉罕还是一片果园时那棵树就已经存在，而今它成了一个醒悟的幸存者，年复一年顽强地绽放花朵。我们这些孩子不会等到结果实，就残忍地切下尚未发育成熟的花瓶状花蕾，往里面插入手指般长短的小棍，使之像英国人抽烟用的烟斗，我们小区一些家道殷实的人喜欢模仿英国人，我们一年一度在院子的一角开一个烟斗商店。由于花蕾有颜色，所以有时每个烟斗的一头看上去都似乎闪烁着红光。
一些有农业头脑的拜访者，钱塞勒大街上的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有一次给我带来一份礼物：三个纸包里分别包着萝卜、西红柿和黄瓜的种子。于是父亲便建议种一小块菜地。“我们都将成为农夫，”他热切地说，“我们将在石榴树旁建立一个小基布兹，靠自己的努力从土地上生产面包！”
我们街上谁家也没有铁锹、铁叉或者锄头，这些东西属于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新犹太人，他们住在山坡上，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村庄，在基布兹，在加利利，在沙龙，在山谷。于是父亲和我开始几乎赤手空拳征服荒地，开出一片菜田。
星期六一大早，妈妈和邻居们仍在梦乡，我们二人便轻手轻脚溜了出去，身穿白背心和卡其布短裤，头戴帽子，瘦骨嶙峋，胸部狭窄，彻头彻尾的城里人模样，苍白得像两张纸，但我们都给对方肩膀涂了一层厚厚的护肤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这油名叫“维尔维塔”，适合抵御春日的暴晒。）
父亲走在前面，他穿着短靴，拿着锤子、螺丝刀、一把吃饭用的叉子、一个线团、一只空麻袋和写字台上的裁纸刀。我走在后面，情绪高涨，充满从事农业劳动的无限快感，手上拎着一瓶水、两只杯子和一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橡皮膏、小瓶碘酒、上碘酒用的小棍、一块纱布、一条绷带，一旦发生什么不测，可以进行紧急救助。
先是父亲煞有介事地舞动着裁纸刀，弯腰在地上画了四条线。就这样他指定了我们菜地的永恒疆界。菜地大概两米见方，或者说比挂在我们两个房门间墙壁上的世界地图只大上一点点。接着他指导我跪在那里，双手紧握一根尖尖的棍子，他把这根棍子叫作桩子。他计划在菜地的四个角落都钉上桩子，而后在四周拉紧绳子，作为疆界。然而，脚下的土地像混凝土一样坚硬，抵制父亲用锤头钉桩。于是他放下锤子，像殉难者那样摘掉眼镜，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到厨房的窗台上，再次回到战场，付出双倍努力。他在奋战时大汗淋漓，不戴眼镜，有那么一两次险些打上我那为他扶桩的手指。与此同时，桩子给砸扁了。
我们凭借坚忍的努力，终于设法穿透了地表，浅浅地挖了一层。桩子入地约有半指的样子，固执地拒绝进一步下行。我们被迫用两三块大石头支撑每根桩，以求把线绳绷紧，因为每次我们绷紧线绳，桩子都威胁着要从土里出来。于是乎四条松松垮垮的线绳就把菜地圈起来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白手起家创造了什么。从这里到这里是我们的地盘，实际上是我们的菜园，在此之外的一切均属外围，换句话说是另一个世界。
“行了，”父亲谦虚地说，频频点头，仿佛对自己表示赞同，并且确认自己的工作成效。
我跟他亦步亦趋，下意识地像他那样点点头：“行了。”
这是父亲宣布短暂休息一下的方式。他让我擦去汗水，喝点水，坐在台阶上休息。他自己没有挨着我坐下，而是戴上眼镜，站在我们用线绳圈出的方块旁边，检查时至目前的工作进展，反反复复思考下一个阶段的战役，分析我们的错误，得出结论，指挥我暂时拆掉绳桩，整齐地放在墙根。实际上最好是先挖一小块地，而后再做上标记，不然的话，绳子会碍事。还决定在土上倒四五桶水，等上二十来分钟，待水渗到土里，铁壳得以软化，我们再发起猛烈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