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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夜间谈话过去了几年,梅纳赫姆·贝京及其党羽在爱迪生礼堂失去我已经七八年之久,我与大卫·本—古里安见了面。那些年里,他是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许多人把他视为“那个时代的伟人”,以色列国开国元勋,“独立战争”和“西奈战争”中的大赢家。敌人恨他,嘲弄围绕他所进行的个人崇拜,而崇拜者已经将其视为“民族之父”,是奇迹般地将大卫王、犹大·马加比、乔治·华盛顿、加里波第、犹太人中的丘吉尔乃至上帝的弥赛亚等云集一身的人物。
本—古里安不仅把自己当成政治家,而且,也许主要,当成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他自学希腊语,为的是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涉猎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对佛教和远东思想感兴趣,深入研究斯宾诺莎学说,以至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已经当上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每逢横扫牛津那些不错的书店寻找哲学书时,都经常让头脑敏锐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相伴。有一次伯林对我说:“本—古里安煞费苦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依据的是两个错误,他首先错误地相信哈伊姆·魏兹曼是知识分子;其次,他还错误地相信杰伯廷斯基是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就是用这种方式,用一颗聪明的石子,无情地击中三只飞鸟。)
本—古里安总理时不时在《达瓦尔》周末增刊上就哲学问题发表冗长的理论性反思。1961年1月,有一次,他发表一篇评论,说明不可能实现人类平等,尽管他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博爱。
鉴于我本人捍卫的是基布兹价值,我就给《达瓦尔》撰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复,带着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指出本—古里安先生大错特错了。注我的文章发表时,在基布兹胡尔达引发众怒。基布兹成员对我的出言不逊大光其火:“你胆敢不同意本—古里安的说法?”
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天堂之门向我敞开:民族之父从高处降临,俯就发表一篇谦恭有礼洋洋洒洒的回复文章,占据了报纸的几个显著栏目,为“那个时代的伟人”辩护,抨击社会渣滓。注
同一拨基布兹人,就在两天前他们想送我去接受某种再教育,因为我出言不逊,现在却高兴得神采飞扬,忙不迭地和我握手,要么就拍拍我的后背:“呢个,你成了!你流芳百世了!你的英名有朝一日会出现在本—古里安文集的索引里!胡尔达基布兹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那里,谢谢你!”
但是,奇迹时代刚刚拉开序幕。
一两天后,又打来了电话。
那电话没有打给我——我们的小房间尚无电话——电话打到了基布兹办公室。贝拉·皮,一个基布兹老成员那时碰巧在办公室,她跑来找我,苍白颤抖,就像一张纸,哆哆嗦嗦,就像刚刚看见众神的四轮马车被火舌包围,她告诉我,就像在颁布临终遗言:总—理和国防—部长召我明天早晨晋见,六点半整,在特拉维夫国防部长办公室,与总—理和国防—部长进行私人会晤,应本—古里安个人邀请。她在说总—理和国防—部长时,好像在说“当称颂的神”。
现在该轮到我苍白了。首先,我仍然穿着军装,我是一个正规军人,军队里的陆军上士,我险些害怕自己违反了某些规章制度,在报纸专栏上与我的最高统帅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其次,除笨重的铆钉军靴,我就没有一双鞋,我怎么去见总—理和国防—部长呢?穿拖鞋吗?再次,我根本就无法在早晨六点半赶到特拉维夫,胡尔达基布兹的头班车要等到七点钟才发车,直到八点半才能赶到中心汽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