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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
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
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会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开了眼，麻叔说。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到了撤消组长职务、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女婿张五奎。
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