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为复活而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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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剑钊

关于死亡的沉思是俄罗斯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托尔斯泰在一部哲理性随笔集《生活之路》中如是宣称：“铭记死亡将有助于灵魂的生活。”在他看来，人如果忘却了死亡便等同于动物，而只要时刻意识到死的存在，也就接近于神圣。这位文学巨匠以自身的睿智赋予死亡以积极的含义，提请人们热爱生命，自觉地生活在至善至性中，才能最终带着一颗纯洁的灵魂去面对上帝。因为，“只有真切地想象到你正处在死亡的前夜，你就肯定不会狡诈，不会欺骗，不会撒谎，不会指责、谩骂、仇视他人，不会抢夺他人的东西。在死亡的前夜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最简单的善事：帮助和安慰别人，对别人待之以爱。而这些事永远都是最需要而最快乐的事”。这段话令人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说后者在《论语》中的原意在释缓曾子与孟敬子相互的龃龉，但也揭示了死亡对人的警示。

在那本随笔集中，托尔斯泰进一步阐述道：“在人死去的那一刻，点燃着一支蜡烛，在这烛光下他曾读过一本充满了焦虑、欺骗、苦涩和罪恶的书，此刻这蜡烛爆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隐没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给他看，然后噼啪响过，闪动了一下，便归于永久的寂灭。”这种对生死的参悟也不可避免地贯穿在作家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它们的真义便也程度不同地渗透在本书收入的三个中篇小说中。《伊凡·伊里奇之死》曾被选入美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出版的《世界小说一百篇》，被西方各大学文学系当作教材。小说刻画了一个虚度年华的小官吏形象。小说第二节的开端，作者如是界定他的主人公：“伊凡·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这句话堪称整部小说的题旨所在。伊凡的一生被认定为“最普通”和“最平常”，这非常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最可怕”呢？托尔斯泰在此寓藏了深意，它意味的是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鄙俗与麻木，那种随波逐流的放纵与不负责任，以及如同“苍蝇爱光”的趋炎附势。伊凡的生命一直被平庸和虚伪所笼罩，循规蹈矩，恪尽职守，唯上命是从，始终踩着他人的足迹前进。小说中，作者也暗示他曾经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但只是浅尝辄止了。另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也干过一些卑鄙、下作的事情，但获悉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有类似的行径且不以为是“坏的”，也就放弃了忏悔，心安理得地在既有“轨道”上前行。如果没有一场意外的疾病和最终的死亡，伊凡可能就会平淡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但疾病和死亡打破了这种平静，它们就如同镜子，既映照着周围人等的面目，也在瞬间照亮了主人公自己晦暗的人生，他发现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对头”。事实上，伊凡在他的死亡来临之前便已死去，他的生活早已被蛀蚀一空。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出现了某些神秘主义的象征，“黑洞”与“光”的对比颇为耐人寻味，它们意味着虚无、死亡和最终的复活。

托尔斯泰曾在1890年的一则日记中认为，“理想的女人”就是“生儿育女和按照基督教义来培养他们，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上帝和人们的仆人，而不是生活中的寄生虫”。应该说，晚年的托尔斯泰由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为起点，愈益倾向于一种保守的妇女观。《克洛采奏鸣曲》讲述的是一个因嫉妒而杀妻的故事，“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悲伤，一种极端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将来有可能建立起正常、和谐的关系的心情”。有人将之看作俄罗斯版的《奥赛罗》。小说的名字取自贝多芬创作的一首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故事的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曾经是一个放浪的纨绔子弟，最后因妻子的不贞而杀死了她。但作家关注的则是故事背后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爱情的独占性，爱与欲望的关系，道德与责任的冲突，男权中心主义，等等。托尔斯泰借小说中人物感慨道：“女人本来应该是人类迈向真理与幸福的参与者，可是男人却为了自己的享乐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助手。”但是，女人呢，“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具有影响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会被她麻醉，失去理智”。这两段话中的潜台词就是男女间的情爱不利于人的正常生活，而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过是一场“欺骗”。因为，情感是脆弱的，它的爆发力远远超过了耐受力，并非如人们所宣称并向往的永恒。小说中，作家借助音乐的力量，再一次审视了肉欲与精神的关系，既感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体会到其中无法分割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托尔斯泰否定了人的本性之一：“性欲，不管它怎样乔装打扮，也是一种恶，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可怕的恶，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去鼓励它。《福音书》上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他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这话不仅是对别人的妻子而言，实际上，这话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妻子说的。”作为读者，我们自然不能将主人公的表述直接等同于作者的观点，但也不能不认识到，它们也代表着托尔斯泰的一部分看法，他期盼的是“一种通过节欲和贞洁而达到的善的理想”。

如上所述，性爱的引诱与克制是托尔斯泰终生关注的一个问题。作为曾经放浪不羁的青年，作家在晚年仍然处在性欲亢奋的折磨中，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因此表现出了异常的禁欲主义倾向，意图在各个层面上杀死这个“魔鬼”。《魔鬼》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其中一部分素材甚至取自托尔斯泰早年的经历。小说最初的名字是《伊尔捷涅夫》，最后定稿时改作《魔鬼》。它处理的是人的本能如何左右生命的问题，欲望与理性的争斗，道德与魅惑之间的拉扯，主人公在纵欲和禁欲之间的摇摆。伊尔捷涅夫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与农妇斯捷潘妮达发生了关系。随后，他像许多花花公子一样，另娶富家小姐而成家立业，将此前的欢爱抛诸脑后。但命运弄人的是，在妻子丽莎怀孕以后，伊尔捷涅夫又回到了这个令他曾经堕落的村庄，重新遇见了那位令人神魂颠倒的农妇。如此，以往被时间和距离所阻隔的那种本能又开始蠢蠢欲动，并且逐渐吞噬着他的意志力，而身心似乎被一种毁灭的力量所彻底掌控。托尔斯泰细腻地刻画了伊尔捷涅夫濒于分裂的心理活动，他的焦虑、忏悔、恐惧、仇恨等等。这一切，最后以死亡而告终。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说道：“如果说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在杀人时神经有毛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伊尔捷涅夫事件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实际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凸显的是时代的病症。

作为思想家，托尔斯泰无疑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尽管他也曾被称为“天才的小说家，糟糕的思想家”。他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的思考，生死问题的纠缠，伦理与道德的困境，这些都是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卓越的叙事能力体现出来的。托尔斯泰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无疑为其伟大的声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他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探索并不限于这几部作品，而是渗透于所有的创作，在他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政论和随笔中。仅就这三部小说而言，我们便能窥豹式地感受到一位叙事文学的大师的魅力，他那出色的结构能力和对词语的熟稔运用。《伊凡·伊里奇之死》以检察院的庭审为楔子，继以葬礼为引子，在娓娓的倒叙中回顾主人公的一生；《克洛采奏鸣曲》的叙事入口是火车的车厢，作者以故事套故事的程式模拟对事件的回忆，在叙述中插入数次列车的停靠，既增强了叙述的逼真性，又使对话不至于因冗长而令人产生倦意；《魔鬼》则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以“锦绣前程正在等着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一句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继而在琐事的铺展中描摹暗流般湍急的人生。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作者给出了两个结局，一个是主人公伊尔捷涅夫的自杀，另一个则是他枪杀了自己的情妇斯捷潘妮达。托尔斯泰仿佛在书稿上分别给出了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从而把男女主人公生死的审判权留给了读者。这种笔墨是如此不动声色的写实，却在冷静的字里行间透显着诗性的智慧和对世事的洞明。

历史已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今天，我们何以还要阅读托尔斯泰？这是因为他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他追求的答案似乎仍然没有标准答案，而他由语言的火炬所点燃的真理之光还在闪烁。托尔斯泰早年曾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三死》，本书选译的这三篇小说仿佛是它的一个回响。在死亡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人的尘世生命暴露了它的各种缺陷，琐碎、平庸、重复、虚幻、脆弱、易朽等等。我们面前似乎重新出现了一位贵妇死后建造的教堂、一个农民没有墓碑的孤坟和一株无辜被砍伐的死树。太阳照常升起，新绿在枯枝上绽放。与此相对应的是，死亡再次分别举行了三种仪式，从而接纳了故事里的主人公，在时间的轮回中，血肉之躯抖落如一片片秋天的树叶，告别浮华、喧嚣的俗世，以便让灵魂平静、自然地找到自己的归宿。沿循托尔斯泰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死亡作为一种否定的存在，携带着自己的使命。它是恶的中断，也是堕落的抹除，实际是为复活作出的一个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一个人经历了尘世的种种苦难，那属灵的生命最终将脱离肉体的羁绊，获得精神的解放，借此进入一个至善而自由的王国。

2017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