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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孩子，我最钦佩约瑟夫教授的是，我听说他给我们创造了几个简单的希伯来日常词语，那些词语看来已经家喻户晓并得到永久性的使用，包括“铅笔”、“冰山”、“衬衫”、“温室”、“吐司”、“货物”、“单调”、“色彩缤纷”、“官能的”、“起重机”和“犀牛”。（试想，要是约瑟夫伯伯没给我们创造“衬衫”、“多彩外套”，我每天早晨穿什么？没有他的“铅笔”，我用什么写字？铅制尖笔？更不用说“官能的”了，那可是这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伯伯创造的一个特殊礼物了。）
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奥尔凯尼基，1958年逝世于耶路撒冷。在他十岁那年，克劳斯纳一家从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萨，在敖德萨，他从传统的犹太宗教小学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经学院，行进摸索，之后投身“热爱锡安”注的运动，成为阿哈德 · 哈阿姆注圈子里的一员。十九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为《新词和优秀写作》。他在这篇文章里论证道，希伯来语言范围有待扩展，甚至要引入外来语，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一门鲜活的语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国海德堡求学，因为在沙皇俄国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在海德堡的五年间，他跟随库诺·费舍尔注教授研习哲学，深为勒南注版本的东方历史所吸引，受卡莱尔注影响深远。他在海德堡五年间学习领域从哲学、历史到文学、闪语和东方学（他掌握了十几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和阿拉伯语，阿拉米语、波斯语和阿姆哈拉语）。
当时，他在敖德萨时期的友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读医学，二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变成一种诚挚而有益的亲和力。“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约瑟夫伯伯会这样说他，“雄鹰般的希伯来语诗人，一只翅膀触及《圣经》和迦南风光，而另一只在整个现代欧洲展开！”有时他称车尔尼霍夫斯基拥有“孩子般简单纯净的灵魂，哥萨克般强健结实的体魄！”
约瑟夫伯伯当选为代表，代表犹太学生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注做过简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个天使！他的脸焕发着内在的神采！在我们看来，他像亚述王，蓄黑胡子，流露出受到神灵启迪的梦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将至死记得他的眼神，赫茨尔拥有年轻恋爱诗人的眼神，灼热、忧伤，令所有凝视它的人着迷。他高高的前额也赋予了他崇高的神采！”）
回到敖德萨后，克劳斯纳写作，教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文学期刊”，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取而代之，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地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
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片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发散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头脑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沉重，更别说我的痛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至少在20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
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易主。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即我的曾祖母拉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后第三代回归潮（战后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号。那年的哈努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