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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戴尔·沃伦[2]
1945年1月7日
亲爱的沃伦：
我终于把你的信从一堆日期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的邮件里翻出来了，你在《大西洋月刊》[3]上关于我战斗檄文[4]的信不禁让人精神一振。千万别以为我是故意不写信给你的。我太太觉得你这样的人实属罕见，因为你给我的两封信里都未提及你实际上和出版社过从甚密。《大西洋月刊》的文章给我惹了不少麻烦。P.马洛先生，这么一个沉湎于杯中物的俗人，从来不在执勤的时候和客户上床，现在居然也要来对我装文雅了。“搞什么鬼！”他叫着，“你难道要一直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吗？既然你会写——虽然写得不怎么地——那就赶紧忙活起来，写点儿关于我的什么东西！”我能想象结果如何。我猜啊，如果我再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哪怕就一篇，他就该问我要鞋套和单片眼镜，甚至开始收集老白镴物件了。
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对于我来说，一点点就已经很要命了。人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事，然后你还真就这么做了。一开始我只不过想和一种迷人的新语言玩玩游戏，希望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尝试创造出一种表达方式，写出来的东西既不会太高深，可又蕴含着真正的文学作品才有的那种力量。见鬼，我才不管自己写出来的究竟是哪种故事。我之所以写惊险故事，是因为环顾四周所见之处，这是唯一一种相对诚实且不谈政党路线的写作方式。现如今，有人对我的文体评头论足，另一些人则告诉我，我有社会良知。P.马洛的社会良知只有一匹马那么多。他有的是个人良知，而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人觉得我对生活丑恶的一面写得太多。帮帮忙！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我只说出来一小部分！P.马洛才不关心总统是何许人也，我也一样，因为我知道他只不过是个政客。还有一只不知道什么鸟儿，也跑过来跟我说，我要是去写无产阶级小说也应该不错。恕我狭隘，我的世界里没有这种动物。就算真有这么一只鸟儿，我也是这世上对它最喜欢不起来的那一个，因为凭借多年的传统与长期的研学，我早已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势利鬼。上流社会入不了我和P.马洛的法眼，不是因为这些人喜欢洗澡又太有钞票，而是因为他们假模假式。这种情况还有很多。现在我觉得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清楚地意识到有些简单的事情是我绝对不会去解释的，要么索性用我一直以来试图忘却的那种语言，暴风骤雨、长篇大论地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因为只有这么说，人们才能听得懂、听得进去。
你的朋友玛丽·拉斯韦尔[5]给我捎了个信儿。这信我是肯定要回的，但是她的作品我还一篇都没有看过，真是不好意思。我还收到过来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一位女士的信，问我在她来纽约的时候能不能和她交个朋友。还有一封信，是西雅图的一个姑娘写来的，仿佛隐隐约约有所暗示，说她对音乐和性爱很感兴趣，给我的感觉就是，要是我赶时间的话，去她那儿连自己的睡衣都不用带。这姑娘也许有青春痘。
雷蒙德·钱德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