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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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谈的这些类型，像书的纸页明摆着，确实存在。多数越南人是一本页数很多的书，绝不只是一张纸。不过，看赫德博士打量我的神态，我认为他没视我为一本厚书，只当我是一页纸，一张上面的内容易读易懂的纸。我要向他证明，他错了。
“我敢打赌，先生们，”赫德博士将注意力转到桌旁其他人，说道，“你们中只有这位年轻人通读了我这本书。”自桌旁漾开一片笑声，笑的人并没觉尴尬。不知怎的，我感觉，我倒成了笑柄。“通读？”议员说道，“得了，理查德。这几位最多也就看过封底，读过封底文字。多一点，我可就要大吃一惊了。”又一阵大笑。赫德博士没觉这是羞辱，反倒显得很开心。在这个场合，他就是国王。但是，他没把头顶上的著作皇冠当回事情。鉴于他的书受欢迎的程度，鉴于他在周日谈话节目里的出镜率，鉴于他身为华盛顿某智库常驻学者的尊贵地位，毫无疑问，他听过太多赞扬，因此赞扬于他已淡如白水。喜欢他的人很多。空军将军们尤甚，聘他为战略顾问，常托他游说总统及其顾问们，宣传轰炸产生的各种非同一般的效果。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们，比如议员先生，以及像他的选区一样有生产用于轰炸的飞机的那些议员，也喜欢赫德博士。“说到我这本书，”赫德博士说道，“为了给我留面子，老实话可以少讲点，客套话可以多讲点，能这么做，似乎够了。”
其他人又大笑起来，只有我旁边的中年男人没有大笑，连咯咯小笑都没有。他穿蓝不蓝灰不灰的西服，一条颜色不抢眼的条纹领带像狗链一样勒住脖子。他是律师，主打人身伤害官司，也擅长集体诉讼。他一边挑挑拣拣吃着一盘华尔道夫沙拉，一边说道：“你说留面子，很有意思，赫德博士。世道变了，对吧？二三十年前，估计没哪个美国人会面不改色地说‘留面子’这话。”
“我们今天说的很多话，估计二三十年前，美国人做不到面不改色地说。”赫德博士说道，“‘留面子’有它的用处。我是以一个在缅甸与日本人打过仗的老兵身份说这话的。”
“日本人当年可难对付。”议员说道，“我父亲就这么跟我说。尊重敌人没错，实际上，尊重他们是一种高贵行为。我们为他们提供过一些援助，看看他们因此取得了多大成就。如今，随便沿哪条街开车，一路上总能见到日本车。”
“日本人在南越也有过大投资。”将军说道，“他们在那销售摩托车、磁带录音机。我就曾有一套三洋立体声音响。”
“三十年前，他们还占着你们国家呢。”议员说道，“知道吗，日本人占领越南期间，一百万越南人死于饥荒？”他的问题是提给其他几个穿西服的男人的，等他们评论。这次，他们没哈哈大笑，也没咯咯小笑。“不会吧。”主打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说道。一个人吃完沙拉，等着上嫩牛排、烤土豆，在这个空当里，听到这么一个数字，也就只能说“不会吧”。好一会儿，每个人像对着视力表认真检查视力的病人，眯眼盯着各自盘里食物或杯中鸡尾酒。我呢，则盘算着如何让议员无意弄得冷场的局面暖起来。将军和我原本做到让参加晚餐会的人感觉开心就行了，但议员提起饥荒这种美国人不知为何物的事情，让晚餐局面变得复杂起来，给我俩增加了任务与难度。饥荒两字只能让他们想到冥世里骨瘦如柴的死人的画面。将军和我不是要给他们描绘这样的可怕画面。须知，一个人永远不该要求他人想象跟自己一样，这种精神换位让多数人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如果他们心里还有别人，他们只要求别人同于自己，或者至少可能同于自己。
“那场悲剧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道，“说句实话，我们在美国的同胞多数已不大关心过去，他们的心思更多放在如何成为美国人上面。”
“成为美国人？他们怎么做？”赫德博士问道。他的目光再次越过眼镜上沿定在我身上，给我感觉，审视我的不是一双而是四只眼睛。“他们——也就是我们——也主张拥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我答道。之前，我也这么回答过很多美国人。除赫德博士外，桌旁其他人都点头赞同。我忘了，赫德博士是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他的四维视线，亦即他的两只眼睛和两块眼镜镜片，一直锁定我，让我心慌。“那么，”他问道，“你幸福吗？”这是一个只有很亲近的人才可问的隐私问题，如同问我的薪水。在越南，这么问挺正常，但在美国，这是禁忌。然而，更难堪的是，我不知如何回答。如果回答不幸福，这会让美国人认为我不是好人，因为美国人将不幸福视为道德失败与思想犯罪。可是，如果回答幸福，这又让我显得品位太低或愚妄自大，无异于自我炫耀或幸灾乐祸。
这时，几个侍者肩托有主菜的菜盘进到包厢，面色凝重，像等着为埃及法老殉葬的仆从。我以为，面前一旦摆上大块肉，赫德博士就不再注意我。我错了。待侍者退出，他仍追问刚才的问题。我答曰不是不幸福。这个双重否定像浮在空中鼓鼓的气球，听似圆滑，其实不堪一击。过了一会，赫德博士说道：“我以为，你‘不是不幸福’这话说明，你在追求幸福，只是尚未抓住它。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如此，对吗，诸位？”其他几个满嘴牛排和红酒，含混不清地挤出了一声同意。一般说来，美国人不信任知识分子，但畏权威、服名气。赫德博士不仅有相当的权威和名气，而且一口英国腔。英国腔，对于美国人，作用好比训狗时的刺激哨音。我没被英国人殖民过，英国腔于我毫无影响。我打定主意，在这场临时发起的研讨会上，不可为他左右。
“那您呢，赫德博士？”我问道，“您幸福吗？”
博士不为我的问题所动，拿着餐刀分开盘里的豆子，然后，对准了一条窄薄的牛排。“很显然，你已明白，”他说道，“这个问题不会有合适的答案。”
“难道肯定的答案不是合适的答案？”地方法官助理说道。
“并不。因为幸福，美国式幸福，是损人利己的游戏，先生。”赫德博士说话时，头缓缓做弧形运动，他要确保目光扫过每个人。“一个人要是幸福，其幸福参照物肯定是他人的不幸。参照过程，可以很肯定地说，是两极互换过程。假设我说我幸福，他人则肯定不幸福，而这个‘他人’极可能是你们中的某位。可是，假设我说我不幸福，这可能会让你们中某些先生感觉更幸福，但也会让某些先生不安，因为在美国，人人都应该幸福。我相信，我们面前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凭直觉已认识到，一方面，所有美国人的确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仅此而已，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肯定得不到幸福。”
一片乌云降到餐桌这方天地。不便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些话若由将军和我这类人在一群彬彬有礼的白人中间说出来，我们自己都会被吓个半死。我们这些难民永远不能也不敢质疑多数美国人笃信的所谓迪士尼乐园思想，亦即美国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地方。但是，没人敢指责赫德博士，因为他是英国移民。他在这个场合的独尊地位证明，英国当初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不无道理。他的英国血统和英国口音，催醒了沉睡在许多美国人心里的盎格鲁崇拜和自卑情结。看得出来，赫德博士深知自己的独尊地位，看到让美国东道主不爽，很是开心。在这种氛围里，将军接过赫德博士的话。“我敢肯定，尊敬的博士言之有理。”他说道，“但是，即便幸福得不到保证，自由还是可以得到保证。后者，诸位，比前者重要。”
“赞同，赞同，将军。”议员举起酒杯，说道，“移民到美国的人不就一直这么认为的吗？”其他客人甚至赫德博士，也举起酒杯。赫德博士听出将军转移话题，脸上现出神秘莫测的笑。适机转移话题是将军惯用的招数。他懂如何读懂众人心思，这种本事，募捐筹钱时，作用非同小可。如我早前经由巴黎姑妈给敏的信里写的，将军的募捐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克劳德引荐的为数不多的机构那里成功募集了一批资金，还有部分募集的钱来自他的美国朋友。这些人因公务或其他事务访问过南越，与在资助将军的机构任理事会成员的美国人一样，背景深厚，神通广大。他们当礼物给联谊会的钱，照他们的标准，数目不大，几乎引不起审计部门或记者的注意。但是，美元一旦到了别的国家，比如泰国，霍克斯波克斯(5)，亦即汇率，便显出威力。在美国或许只能买到一个火腿三明治的绿色美元，在泰国难民营能兑换成五颜六色的泰铢，够一个战士生活好几天。再加点泰铢，就可为一个战士配上最新橄榄黄军装。这些捐款，名义上帮助难民，实际上用于为秘密军队购买食物、制服等必需品。话说回来，秘密军队不也是由难民组成吗？枪支弹药由泰国安保部队提供。安保部队的花销由山姆大叔提供，这笔钱完全透明，得到了国会全票支持。
何时适合讲我们参加聚会的真正目的，当然，须由议员视情况而定。喝了几杯鸡尾酒、吃烘烤冰淇淋时，议员认为时机已到。“诸位，”议员说道，“今天，我们在此聚会，重续友谊，为的是一件重要事情。将军此番来，是要给我们讲讲我们的老盟友，也就是南越军人们目前的困境。当今世界看起来还没糟到不堪的地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印度支那落到了共产分子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请注意，我们还保有一些地方：泰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它们是我们抵挡共产主义浪潮的堤坝。”
“别忘了你们还有菲律宾，”赫德博士说道，“以及印度尼西亚。”
“绝不能忘记。马科斯、苏哈托当初能腾出手镇压他们那里的共产分子，就是因为有南越军人这道防火墙。”议员说道，“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感谢南越军人。但是，仅仅口头感谢远远不够，还得为他们做些实事。这就是我为何请诸位相聚于此。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印度支那历史上最优秀的自由卫士之一，由他来谈。将军请。”
将军推开面前的空酒杯，身子前倾，两肘撑住桌面，双手叉握。“谢谢你，议员。能与诸位见面，敝人不胜荣幸。诸位以及诸位的同仁制造出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武器，民主。没有你们小伙子和枪炮的支持，我们不可能与强大的敌人展开那么长时间的战斗。切勿忘记当今形势，诸位，与我们为敌的不仅有我们误入歧途的兄弟，更有整个共产世界。苏联人，中国人，朝鲜人——他们也与我们为敌。当然，与你们友好的众多亚洲国家的人民站在我们这方。我怎能忘记与我们共同战斗的韩国朋友、菲律宾朋友、泰国朋友？我怎能忘记澳大利亚朋友、新西兰朋友？诸位，我们打的不只是越南战争，也不只有我们在战斗。这是一场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大规模冷战，我们打的只是这场大规模冷战在越南进行的一场战斗——”
“现在，没人否认东南亚地区仍有麻烦。”赫德博士说道。之前，我只见过南越总统敢打断将军讲话。不过，此刻，即便将军恼火，他肯定恼火，也会不动声色。这不，他只是微微一笑，表示乐意听赫德博士的观点。“但是，无论过去有什么麻烦，”赫德博士继续道，“该地区已经平静了许多。当然，柬埔寨除外。反倒是其他地方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们担忧，比如巴勒斯坦问题，红色旅(6)问题，苏联问题。各种威胁发生了变化，而且像癌症一样扩散开来。恐怖分子袭击了德国、意大利和以色列。阿富汗如今变成了另一个越南。我们应该担忧这些问题，不是这样吗，将军？”
将军眉头微蹙，一表示担忧，二表示理解当今形势。将军和我一样，身为非白种人，清楚与白种人打交道，须耐心忍性，因为，非白种人很容易惊吓到白种人。即便与开明的白种人打交道，非白种人也别期望很快深入。至于普通白种人，非白种人几乎别抱任何能和他们打交道的希望。将军和每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非白种人一样，深谙不同白种人的秉性、微妙心理以及白种人中的种种差异。我们非白种人吃他们的食品；看他们的电影；通过电视与日常交往观察他们的生活与心理；学习他们的语言；领悟他们种种难以言传的暗示；对他们的取笑报以大笑；谦卑地接受他们纡尊降贵的做派；在超市、牙医诊所，竖着耳朵在一旁偷听他们间的聊天；为了不伤他们，他们在场时，不说母语，以免他们神经兮兮。我们非白种人是史上研究美国人最全面透彻的人类学家，不过，美国人永远不会知道这点，因为，我们用母语写各种实地观察记录。这些记录以信和明信片形式被寄回祖国。国内亲朋读着这些观察报告，笑得前仰后翻，继而百思不得其解，继而心生敬畏。议员先前说我比白种人更懂白种人，听似戏谑，不过，我们或许真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至少，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肯定多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有时，最后这点会导致我们疑虑重重，总想着他们怎么看我们。我们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自问：这是我们吗？这是我们在白种人眼里的样子吗？尽管我们认为了解白种人，我们也知道，即便我们，被动也好主动也罢，与他们密切接触多年，他们有些东西仍旧不为我们所了解，包括制作蔓越莓汁的窍门，抛掷美式橄榄球的正确方法，各种秘密社团的秘密社规。说到秘密社团，包括大学里的各种联谊组织，它们似乎只招募那种放在德国纳粹时期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我们不知道却相当重要的东西，还包括这样的秘密场所。我在给巴黎姑妈的信里写道，我们这种人难有机会出现在这样的隐秘包间，即便我们中有人有此经历，也屈指可数。将军，和我一样，意识到这点，因此高度警惕，生怕有所冒犯。
“你提到了苏联人，很有意思。”将军说道，“正如你所写，赫德博士，斯大林和苏联各个民族，在性格方面，与其说近似于西方人，倒不如说更近似于东方人。你说，冷战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止于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不只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个观点绝对正确。冷战的确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苏联人实际上就是亚洲人，但与我们不同，从不了解学习西方人思维、行动的方式。”无需赘言，将军所说正是我在为这次聚会或者说这次面试做准备时，替他从赫德的书里提炼总结的要点。此刻，我仔细观察赫德博士，看他反应。他竟不动声色。尽管如此，我很自信，将军这番话对他产生了作用。没有哪个舞文弄墨的人，不想听到别人以赞许的态度引述自己的观点。这类人，无论多么盛气凌人或矜持自谦，其实是一群敏感、防卫心理极强的生物，如影星，脆弱得不堪一击，但远没有影星富裕与风光。只需挖掘到一定深度，就能看到他们白白的、肉肉的、像埋在地里的根块的自我。总是可以拿他们说的写的东西当作挖掘出他们自我的利器。为帮将军挖掘出赫德博士的自我，我加了把力，说道：“我们应该与苏联人斗争，关于这点，没有异议，赫德博士。但是，并非人人知道为何这么做。与苏联人斗争的理由，与您提出的为何同苏联人在越南的跟班进行斗争，以及我们现在为何仍须继续与他们斗争的理由密切相关。”
“你指什么理由？”苏格拉底式的赫德博士问道。
“我来告诉你。”议员说道，“不是我的话，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谈到伟大美国时说的话。‘无论自由与独立的旗帜已在或将在何处飘扬，她的心与那里的人们同在，她的祝福与他们同在，她的祈愿与他们同在……她’——美国——‘总是抱着美好意愿，希望天下人均享自由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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